行走在罗纳河畔——瑞士之行后记
刘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
在瑞士十天的游学生活确实收获很多,非常感谢日内瓦大学考古系主任L.E.Baumer(鲍莫尔)教授为我们设计的,细致入微的行程安排,感谢过程中为我们讲解遗址、讲授课程、指导发掘和陪同翻译的各位老师,感谢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瑞方院长金亦然教授和中方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晓露教授的热情接待。
收获第一是对罗马文化的了解,我相信这是这一行中每个人最重要的收获。集中时间考察学习大量罗马时代的建筑和物质资料,尽管非常疲惫,但是收效甚好。特别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和理解之后,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罗马文化的基本认识已经嵌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可以达到如果想要搜集相关资料可以有的放矢,并且极易上手,同时在自己的阅读和工作过程中能够对罗马风格的文化因素有一定的敏感度和辨识力。这是这次游学项目带给我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收获。
其次,我对欧洲基金会辅助科研的传统非常羡慕。一个短期的,但是相对集中的时间,一个舒适的科研环境,一份充裕的经费支持,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都是值得珍惜和重视的,其带来的是思维的高效率集散,进而产生出有价值的成果和成就;对于基金会而言,有计划地针对某些具体的科研问题提供支持,可以有效推动科研进展,某种意义上讲,是为推进全人类认知体系发展所做的事业和产业。Hardt基金会让我看到了一个杰出的代表,美丽的庄园、丰富的藏书、优质的服务、稳定且有针对性的资助计划,为古典文化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自由的研究空间和交流平台。中国大陆很少有这样的基金会,这可能涉及到体制、政策、认识、客观环境种种很多方面的问题,所以其实我很有兴趣有机会更多去了解在欧洲,或者说在西方国家,基金会的运营是怎样的环境和条件,没有人会花钱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即使是慈善,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我对这些是无知的,所以也很难想象。在中国的考古学专业里,“李济奖学金”是唯一一个由私人资本出资设立,并且独立运营的专业性奖学金,出资人是是北京行知探索文化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该公司还与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合作设立了“发现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科技与文化交流专项奖学金”,他们每年总计可以向十几位中国考古学的学生和青年学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学金或研究资助。我一直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一枝独秀并且会有很好的前景和发展空间。我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私人资本愿意投入到学术资助中,并且我个人也会有兴趣在合适的机会里了解更多或者参与其中。
最后我是要感谢鲍莫尔教授和Geneva(日内瓦)的铁路公司,帮助我找回了丢失的护照。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疏忽,把装有护照、其它个人证件和信用卡的手包丢在了日内瓦到Martigny(马蒂尼)之间的火车上,但是很幸运,鲍莫尔教授帮助我在网站上做了丢失登记之后,第三天就收到了日内瓦铁路公司的信息,告诉我他们找到了我的手包。他们真的非常高效,并且失物招领处的工作人员也非常亲切可爱。
瑞士之行收获良多,难忘大教堂发掘者Charles Bonnet(查尔斯·邦纳)教授的悉心讲授,难忘马蒂尼飘香的美酒,难忘Avenches(阿旺什)温柔的烈日和翱翔天际的瑞士鹰,难忘Murten(穆尔腾)绯红色的日落和清凉的晚风,最最难忘的,是同行的伙伴和彼此镜头中灿烂的笑脸。
圆梦之旅
——小记我的瑞士之行
戎天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
回想此次瑞士之行,如果把它看作是一次学习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旅行,那么踏上旅途的第一步,或许在2015年已经迈开。2015年暑假时我从中原大地出发,跟随西北大学马健老师前往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县进行考古发掘。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丝路,在那里我逐渐了解巴里坤县的风土人情,并开始喜欢上新疆这片土地。随后在九月结束发掘后,我们又跟随王建新老师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就这样,从中原到西安,一路向西到新疆、中亚,从东天山到西天山,沿着丝路,探索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寻找中西文化的交流痕迹。在读硕士期间,导师孙危教授所讲授的“希腊罗马考古艺术”课程是我们的必修课。在这堂课上,我们跟随孙老师的讲解逐渐了解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神与神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动人的故事、宏伟的建筑遗存都吸引着我,在观看孙老师播放的教学视频时,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这些地区去看看。尤其是从撒马尔罕归来后,更加意识到新疆乃至中亚,是联结中西文化交流重要廊道。但我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课堂学习的层面。赴古希腊、古罗马地区参观学习,与当时的我而言,只是个梦想。在遥远的丝路那端,那些动人的神话和神庙、剧场、斗兽场建筑遗存似乎在丝路古道的夕阳里若隐若现,勾人心魄,却又遥不可及。而今梦想得以实现,是得益于我的博士导师魏坚先生。正是在新疆工作的日子里,我有幸见逐渐和恩师魏坚先生有了接触,并心生跟随老师读博士的想法。承蒙老师不弃,我才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因而此次瑞士之行,或许早已在几年前注定,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说起来缘分,或许这次瑞士之行也是老师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考古系主任L. E. Baumer(鲍莫尔)教授的缘分。这份“缘分”又可被称为“餐巾纸计划”。2017年5月老师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进行学术讲座。讲座后他与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晓露教授、瑞方院长金亦然教授和考古系主任鲍莫尔教授聚餐并在餐桌上进行了学术讨论。老师和鲍莫尔教授相谈甚欢,许多计划被他临时记在了一张餐巾纸上。这些合作计划因而又被戏称为“餐巾纸计划”。该计划能成为现实,当然离不开瑞士日内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种子基金项目及双方筹备人员在背后的付出。因而可以说除了种种缘分外,双方的努力使得此次瑞士之行成为了必然,在此也希望我们的缘分相续长远,希望双方的合作之路更为宽广。
此次瑞士之行,令人激动的是终于实现了硕士时期的梦想,见到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剧院、神庙等建筑遗存和陶器、雕塑等精美的遗物。尤其是我们在Avenches(阿旺什)发掘时每天中午休息的地方竟是在古罗马的大剧院里。我研究生时期,孙危老师的“希腊罗马考古艺术”课程要求我们每人选择一个专题,搜集相关资料并进行初步研究,以PPT的形式进行汇报。当时我选择的是纪念性建筑专题,其中第一讲讲的便是“古希腊剧场”。古希腊剧场与古希腊戏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论悲剧或喜剧,其起源均与酒神祭祀的巫祝仪式和礼赞酒神的酒神颂有关。不过最初只是悲悼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尘世的受难、死亡和赞美他的再生,后来演变成了一种在娱神同时带有自娱性质的表演。而表演的场地也有最早的集市和酒神庙旁的空白场地逐渐演变成了永久性剧场。我们在阿旺什发掘时每天中午的午餐地点就在古罗马剧场的草地上。午餐后躺在剧场的台阶上,回想起古人的简单戏剧,都说人生如戏,怕我们也在无形中在此剧场承担了某种新的角色。
此外,令人印象颇深的另一方面就是瑞士文物保护者的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和理念。在阿旺什的古罗马剧场内,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墙体砌筑方式,仔细看就会发现原来这不是原来墙体的砌筑方式,而是在不同年代人们在当时采用的文化保护材料和所选择的保护方式在此剧场中的应用。墙体上有“R1905”、“R1914”、“R1916”等字样,这些字体分别代表着不同年代文物修复者对墙体的修复,从而让当下参观的人们在欣赏剧场的同时亦能感受到不同时期人们所做的保护工作。魏老师建议当时进行讲解修复工作的年轻小伙子对不同年代的修复风格和修复方式做一个学术梳理,这样或许我们能进一步了解到这座剧场所经历的修复历程及其对我们今天保护工作的启示。在来阿旺什发掘前,我们在Martigny(马蒂尼)市参观了一座罗马剧场,在被道路叠压的建筑遗迹部分,考古学家特意用特殊的砖块、条带状建筑材料在地面展现出建筑的布局和走向。这座剧场及其周边建筑的保护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此次瑞士之行,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瑞士人们生活理念,就像瑞士的手表一样,认真且精致。尤其孔子学院精心筹划和安排,在每一处细节,都展现了他们的热情和认真。犹记得我们在孔子学院参观时,上午聆听了精彩的学术讲座,午餐后瑞方的一位工作人员还带领我们在草地上进行了一些从未接触过的游戏,度过了一段简单而快乐的时光。在这里对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晓露教授、瑞方院长金亦然教授和考古系主任鲍莫尔教授表示衷心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努力和筹划,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学习和感悟中西文化的机会。也希望金亦然教授和鲍莫尔教授到中国来讲解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让我们有更进一步的学习机会。
回想起古人往返于丝路古道,绿洲沙野,驼铃声声,游走于夕阳的余晖里,梦幻而又有些悲凉。也许丝路本身就充满了诱惑力,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触摸那隐藏在历史中的文化脉搏。此次瑞士之行仅仅是个开端,也算是我个人的圆梦之旅,期待着将来有机会能进一步的了解丝路,了解中西方文化,了解世界。
瑞士之行有感
王爱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2016级硕士研究生)
考古专业的学生大都希望有机会到不同的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学习,因为实地的考察有时比书本更容易激发探索知识的兴趣。作为一名考古学科的追求者,我也怀揣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性质遗址的狂热,只是从未想过能有机会到国外去参与考古发掘。2018年7月初,随导师、师兄师姐赴瑞士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和瑞士日内瓦大学联合申报的为期三年的合作项目——联合种子基金项目、开展考古学术交流和田野发掘工作是我学习生涯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联合种子基金项目缘起于2017年5月魏坚教授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进行的学术讲座。讲座后,魏坚教授与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王晓露教授、瑞方院长金亦然教授和考古系主任L. E. Baumer(鲍莫尔)教授商讨了此次合作项目。
此次赴瑞士考察交流和考古发掘共十天,期间在鲍莫尔教授、王晓露教授和金亦然教授的帮助下,我们考察了遗址的基址现场、参与了野外的发掘、了解了当地的出土物、接触到了优秀的考古学者、领略了当地的文化和风光。细细回味这为期10天紧凑有序的活动,很值得思考。
1.感受考古学者的魅力。
研究学者,且不论其在学术上的造诣,单就做研究的严谨态度而言,往往令人钦佩,而且这种严谨总会在日常的行为中有所表现。在瑞士期间,日内瓦大学考古系主任鲍莫尔教授全程陪同,并对我们的食、住、行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为了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参与最丰富的考察活动,鲍莫尔教授严把各个行程的节奏,几乎熟谙我们要乘坐的每一辆列车的时刻表。为了让我们能欣赏到最动人的景象,他在考古发掘工作地与居住地的选择上深思熟虑。最令我惊叹的是,为了保证考察团成员结束一天的奔波、踏上归程列车时可以休息,鲍莫尔教授特意在我们乘坐的列车上留下预定座位的标志。从授业解惑而言,鲍莫尔教授更是彰显学者的魅力。无论面对的是雕塑还是希腊时期的陶器,他不仅能从专业角度为考察团成员进行讲解,而且还为大家提供发散性思维的角度,加深我们的思考。
谈到考古学者魅力,不得不提起的另一位学者就是已有85岁高龄的Charles Bonnet(查尔斯·邦纳)教授,他参与了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的考古发掘和后期修建地下博物馆的整个过程,在此工作长达53年之久。初见查尔斯·邦纳教授,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温文儒雅、举止稳重。或许正是这种沉稳,支撑了一位考古学家对于一处考古遗址的不懈追求;或许也是这种从容不迫,成就他架起公众与文化之间的桥梁——地下博物馆。置身地下博物馆内便会感受到狭小的空间内蕴藏着巨大的深意,也更能凸显查尔斯·邦纳教授对展陈空间的充分利用。如果没有一个宏观的规划蓝图,如果不在发掘过程中就开始筹划遗存取舍,如何能设计出合理的路线从而将不同性质、不同时期的遗存巧妙的串起来?
在考察期间,我们还遇到了许多优秀的考古学者,如为Martigny(马蒂尼)市考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的François Wiblé(维宾博士)、对Terla Sigllata有着深入研究的Marc AndréHaldimann(马克·安德烈·哈迪曼)博士、对Avenches(阿旺什)遗存保护有重要贡献的Myriam Krieg(米丽娅姆·克里格)馆长等人。作为考古人,他们在考古领域发挥自己专业长处的同时,也为如何更好的保护文化、传承文化、传播文化做出努力。
2.体会考古工作的艰辛。
通过与瑞士考古负责人的交谈得知瑞士的考古工作也多为配合基础经济建设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这与国内的考古工作现状大致相同。最幸运的是,我们在阿旺什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考察发掘和学习,切身参与到瑞士考古发掘的过程。从我们参与的田野发掘工作中感受到国内外的考古发掘程序、工作方法,包括发掘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较为相似,但是由于遗址性质的不同也存在一些差异。
由于罗马时期的建筑遗址多为砖石结构,所以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可以看到较多保存较好的建筑遗址,如罗马古城的城墙、城门遗址,罗马剧院遗址、澡堂遗址和神庙遗址等。反观中国,古代中国建筑多为土木,由于土木建筑本身难以保存,加之后人对建筑遗址的破坏较为严重,所以我们在考古发掘中难遇到保存较好的遗址,而且多是根据建筑遗留的痕迹开展考古工作。不可否认,这种考古工作对象性质的差异对于国内外考古工作的具体操作方法有一定的影响。如在阿旺什的发掘工作中,主要工作目标是清理出罗马时期房屋地面,由于石质建筑具备坚硬的属性,加之土、石差异性非常明显,所以操作起来较为简单。若在国内的考古工作中寻找古代活动面,可能要依靠对土质土色、刮面、细微痕迹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判断才可完成。
此次发掘也真切的体会到无论国内外都存在考古发掘工作与基建工作的博弈问题,即工作进程的紧迫性。在阿旺什的一处考古发掘现场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景象:左边是伴着轰隆隆声响的推土机和吊车等机械设备进行基建操作,右边则是考古工作者在分秒必争的清理遗迹,工地中间安静的站着一扇铁栅栏。虽然这是考古工作进入尾声时出现的景象,但也彰显了考古工作的紧迫性。
3.品味历史文化的积淀。
十天的行程,从在考古现场参与田野发掘工作到进入博物馆考察大量出土文物,再到各个遗址基址进行现场考察,最后还有各个领域的学者从专业角度为我们提供不同种类器物的讲解,这些都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去系统的了解罗马时期的遗迹遗物,如对神庙、剧场、宫殿、居所、浴室等遗址的了解,对陶器、玻璃器、青铜器、金币等器物的了解。
感谢导师魏坚教授及日内瓦大学鲍莫尔教授、孔子学院金亦然教授、王晓露教授提供此次赴瑞学习的机会,也感谢魏离雅老师和陈安妮老师为大家做的翻译工作,十天考察学习很充实。这次活动将是中国人民大学考古与欧洲各大学同行今后友好合作的良好开端,我们也十分期待明年鲍莫尔教授带领日内瓦大学师生来人民大学的参观考察活动!
瑞士考察感想之
——掌握语言的重要性
李泽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2016级硕士研究生)
瑞士的游学让我收获良多。由衷感谢日内瓦大学考古系主任L. E. Baumer(鲍莫尔)教授的细致入微的食宿安排和考察规划、以及孔子学院的热情接待。除此之外,我一并感谢在整个考察过程中为我们答疑解惑的考古学者和博物馆工作者们。
这次的交流活动主要在Geneva(日内瓦)、Nyon(尼翁)、Martigny(马蒂尼)、Murten(穆尔腾)、Avenches(阿旺什)、Augusta Raurica(奥古斯塔•劳里卡)、Basel(巴塞尔)等地展开。我感受最深的一点便是掌握多门语言对于考古学者的重要性。
日内瓦位于瑞士西南角,是瑞士、法国和意大利三国交界地带,官方语言为法语。这里的考古学者大部分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并且能在各种语言的交流当中进行“无缝切换”,令人惊讶。比如Charles Bonnet(查尔斯•邦纳)教授,他已有85岁高龄,亲自主持了圣彼得大教堂的所有考古发掘和后期的修复管理、展示利用,他在此工作长达53年之久,他也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对于大部分中国考古学者而言,能熟练掌握运用一门外语已实属不易,大部分学者仅局限于能读零星的简单单词和句子,更无从谈起与其他语言的使用者进行对话和交流。我明白欧洲人会两三门语言相对于我们来说很容易,但是这并不能说是我们不去掌握外语的借口,相反我们更应该锻炼外语,至少要把英文练好,才会有能力去与世界对话。
在这次的瑞士之行中,我承担了一部分的中英文翻译的任务。在翻译和对话中,我“被迫”进行快速的思考和反应。我不仅需要和考古学者进行专业相关的英文对话,还要与餐厅服务员以及路人进行交谈,从考古领域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调用十几年的英文储备,这实在是一项“艰苦”的任务,但是这些工作着实提高了口语水平。
我们收到了许多的著作和论文集,这些书籍的语言大部分都是法文。我们参观了许多的博物馆,博物馆藏品的介绍牌和展览手册也都是法文。虽然这些资料都有着重要的的详实性和丰富性,但是我们也无法得知任何有效的信息,这无疑是一件憾事。
在与鲍莫尔教授的交谈中我得知,西方学者其实也有同样的想法。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尽管上世纪曾有人试图普及世界语,但是这一尝试也以失败告终。对于西方学者而言,远东地区的材料尽管及其丰富,他们也无法了解一星半点,因为中文对于他们而言远比我们学习拉丁语系的语言要困难得多。对于考古学这种世界性和地域性兼具的学科而言,掌握一门语言相当于有机会掌握一个地区的材料,这对于考古学中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普及等专题大有裨益。读材料、看材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更高的要求是能够将其真正作为一门表达的语言来说话和书写。
鲍莫尔教授、Marc André Haldimann(马克·安德烈·哈迪曼)教授、Anne de Pury(安妮·德·普里)教授等学者都在介绍考古遗址或是上课当中无数次表达过对东方的考古发现的浓厚兴趣。鲍莫尔教授甚至在介绍库房文物时举着一篇罗马时期的陶片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在国内平时发掘时一旦发现这种陶器,立即放下手铲给他打电话。这些其实都从侧面说明了他们其实对中国的考古学情况并不十分熟悉。因此更需要有一座语言的桥梁来沟通欧亚大陆,这也成为了我继续学习语言的动力。
总之,在日内瓦的这些日子里收获不少,从罗马的历史文化、到博物馆陈列设计、再到不同的发掘方法等等……最大的收获仍然是学习语言的必要性,我也会继续学习,向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