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曹斌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16年12月
印次：1
ISBN：978-7-03-051157-7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统计分析等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整合先秦文献、礼书以及铭文资料，第一次系统地对商周青铜觯进行考古学和礼制文化两个方面的研究。在对铜觯分期、断代，总结发展演变规律和组合关系，讨论纹饰、铭文的特点与时代性，定名、器用制度、礼制文化以及与相关器类的关系，概括地域文化特点和变迁，探讨起源、消亡以及原因等的同时，探讨涉及的商周考古、历史、礼制文化以及理论方法等方面的学术问题。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文物学及相关领域研究者及高校、科研机构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青铜觯的起源
一、最早青铜觯的考古发现
二、史前、夏商时期觯形陶器的考古发现
三、铜觯起源探析
四、小结
第二章　青铜觯的定名和器用
一、青铜觯的定名
二、青铜觯的器用
第三章　青铜觯的类型学分析
一、青铜觯类型学研究的基础
二、青铜觯的型式划分
三、青铜觯的发展演变规律·
第四章　青铜觯的分期和年代
一、青铜觯的分期
二、青铜觯的年代
第五章　青铜觯的纹饰
一、青铜觯纹饰的种类及装饰特征
二、青铜觯纹饰的组合
三、青铜觯纹饰及纹饰组合的时代性
第六章　青铜觯的铭文
一、青铜觯铭文的内容
二、青铜觯铭文的特点
三、青铜觯铭文中的族群及其反映的族群迁移
四、青铜觯铭文的时代性和族属判断作用
第七章　青铜觯的分布
一、青铜觯的分区和区域特征
二、青铜觯的分布反映的相关问题
第八章　青铜觯的组合和墓葬的关系
一、青铜觯在大型墓葬中的组合关系
二、青铜觯在中型墓葬中的组合关系
三、青铜觯在小型墓葬中的组合关系
四、其他墓葬的酒器组合
五、小结
第九章　青铜觯与其他器类的关系
一、青铜觯和陶觯的关系
二、青铜觯与饮壶的关系
三、青铜觯与铜觚、觚形杯的关系
四、青铜觯与铜尊的关系
五、青铜觯与铜卣、壶的关系
六、小结
第十章　青铜觯的消亡
一、青铜觯的明器化
二、青铜觯的复古
三、青铜觯消亡的原因
结语
附表一　出土青铜觯一览表
附表二　传世青铜觯一览表
参考文献
附录一　商周铜昜研究
附录二　宝鸡石鼓山三号墓研究
附录三　西周铜器断代方法辨微
  
 

结  语

 
　　青铜觯可分为椭圆体、圆体和扁方体三型，每型下又可据口径的大小划分为不同亚型。每个亚型下式的发展演变都比较清楚，口径与器高的比率有一定规律，器形较粗的比率越来越大，较细的比率逐渐变小，从中已可看出晚商至西周时期铜器的“标准化”生产迹象。根据以上的演变规律，铜觯可分为四期6段。据共存陶器和出土“单位”年代可知，其最早出现于殷墟一期，大辛庄M139发现的是已知最早的一件细体觯，最早的粗体觯发现于安阳地区殷墟二期的墓葬中，以妇好墓出土者为代表。假如说铜觯在殷墟一、二期还是零星发现，在经历了殷墟三期的发展后，在殷墟四期达到了“兴盛期”。这一时期的铜觯数量激增，器型丰富，在殷墟之外的商王朝统治区域都有一定的分布。这一时期铜觯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粗体觯数量占绝对优势，带盖觯数量较多，细体觯只有极少量的发现，特别是Ab、Bc型觯，基本只能算是零星出土。铜觯在进入西周后，在西周早期达到了“繁荣期”。这一时期铜觯一是数量大增，明显超过殷墟四期，出土材料的数据显示这一时期铜觯的数量已接近晚商时期的3倍。其次，分布范围大大扩大，除了原商王朝统治区，在周王朝新占领区普遍出现。此外，器型依然丰富，各种形制的数量都有一定的增加。此时期铜觯的一大特点是细体觯这种在晚商时期较少发现的器型数量大增，成为主流形制，并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粗体觯仅较多地发现在等级较高的墓葬，可视为上层文化保守的一种体现。但铜觯在经历了西周早期的最高峰之后，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由盛转衰，数量明显减少，制作也不似前两个阶段精良，并开始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之后消失，只有极个别的时代可进入西周中期偏晚阶段且形制已发展到瘦高或矮胖的两个极致。与此同时，明器铜觯开始出现，并在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较多地发现于姬姓诸侯、夫人一级或等级略低的大型墓葬中，当然这些明器化的铜觯亦以细体觯为绝对多数，同样可视为上层文化保守的一个体现。此后，铜觯只有在春秋晚期偏远的徐国有过短暂的复古。

　　青铜觯得名自《博古图》，由于铜觯无自名，此类器形制、容量又与礼书中的“觯”近同，因此学界也基本沿用了《博古图》的认识。虽然几件Ca型椭方体粗体铜觯上有“ ”、“饮壶”、“饮鑵”这样的自名现象，但其一是出现在铜觯开始衰落的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其前、其后的椭方粗体铜觯均不见采用此类名称，其次是即便只发现5件，名称还很不一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自名现象。因此，在“ ”、“饮壶”、“饮鑵”是否为椭方粗体铜觯专名都不能肯定的前提下，其更不能作为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椭圆体、圆体铜觯的共同名称来理解。而3件耑的时代，更是觯早已消失的春秋晚期，只是一种对西周铜器的复古，最多只能算铜觯的孑遗，并不具有共通性。所以我们还是沿用宋人的名称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青铜觯的基本用途为饮酒器，近年在大河口M1的一件卣内置有5件铜觯，盛酒器和饮酒器的对比一目了然。但是铜觯主要还是作为礼器使用，在殷墟晚期主要与觚、爵组合，然此时期觯的地位尚不如铜觚，在各个等级的墓葬中觚、爵似乎都是核心组合的必须成员，而觯则是可以被舍弃的对象。在进入西周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觯开始逐渐取代觚的地位，觚的数量开始减少，仅主要见于商文化性质的墓葬之中，且形制快速向细高的极端方向发展，似已不合适与爵配对。而此时期觯的地位大大提升，成为酒器的核心组合成员，常与爵搭配出现。此时期觚、爵、觯的组合多见于等级较高的墓葬，而小贵族墓则较多地以爵、觯的组合形式出现。有证据表明，这种变化首先于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出现于王畿地区的小贵族墓葬之中，之后逐渐扩大至上层贵族。此时期的觯是酒器核心组合的必然成员之一，甚至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墓葬中还有一件觯的情形。除了上面谈到的铜觯器用制度，还有一种与斗相配的礼制用法为学界所忽视。礼书记载有“建柶”之制，通过文献记载，特别是多件粗体铜觯与斗（斗置于觯内）同时出土的现象表明其与文献中“酌醴加柶於觯”有一定关系，因此粗体觯还有与斗配对舀取而饮甜酒（醴）的器用之法，当然此类用法以粗体觯中的带盖觯为主，是“周礼”器用制度的一种体现，而带盖觯等级较高的特点也与文献记载的用法暗合。
 

　　关于青铜觯的族属，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确定其为商文化的产物。在晚商，铜觯的分布集中王都安阳殷墟，这里出土了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铜觯。而在安阳以外地区，铜觯都出土在已知确定的商王朝直接控制区域，如鲁北、冀南。同时，此时期出土铜觯的墓葬基本都有腰坑、殉人或殉狗，葬俗上也与商文化的性质相符。此外，此时期铜觯的铭文多族徽现象，而这些族徽基本都是已知明确的以殷人为主体的族群。综合以上，觯的族属只能为商文化性质。但是，并看不出与性别的关系。进入西周，铜觯依然流行，遍布西周的主要封国。铜觯的分布范围与商、周王朝的疆域基本吻合。但是，在进入西周后，此前只零星发现的细体觯大量流行，并开始取代觚在核心组合中的地位。这种情形，从形制上看，当与细体觯与觚形制接近，而铜觚形制向细高极端发展，已不适合与爵配对，觯自然而然取而代之有关。但更深刻的原因可能是商、周王朝更替引发的铜器器用制度和礼制文化的变化。《尚书·洛诰》记武王祭祀成周时“肇称殷礼”，包括金文中文王武王写法与后世的差异、此时王号的生称、甚至武王有日名的情形，都表明此时期与成王之后情况有所差异。而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不易区分，器物不易断代，至成王时则日趋明朗，也是存在于考古中的现象。这些都可能与大的文化背景有关。在周初，周王朝还难以完全摆脱商文化的影响，但在成王六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真正的“周礼”开始形成，觯的变化恰是此时期礼制文化变革的体现。此外，《礼记·礼器》也讲：“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小巧实用的觯正是西周礼制的选择，“爵”、“觯”为“贵”、“尊”者也体现出两者成为西周早期酒器核心组合的原因。而铜觯的消亡时期，又处在礼制文化的又一个转变时期。海内外多位学者据铜器上的变化提出恭王礼制改革的说法，而此时的礼制文化确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在铜觯上，日名、族徽逐渐减少并消失，铜觯由于功能始终未发生转变，因此也与其他酒器一同彻底消失。酒器的消失是这一时期礼制改革、重食文化确立的体现。
　　青铜觯还有断代意义，这同样在多个方面有所体现。纹饰上除了饕餮纹、夔纹等多见于粗体觯上，简单纹样多见于细体觯，与器形有着一定关系外，还与时代有关。以云雷纹衬底的饕餮纹、夔纹这样的纹饰以及以此为主题的纹饰组合在晚商阶段的铜觯上大量流行，而进入西周带状的云雷纹、弦纹、连珠纹等纹饰和纹饰组合较多地出现，只有在穆王前后才多见鸟纹。另外，铜觯与鼎、簋等重视腹部的装饰风格不同，其更加注重颈部和圈足的装饰，同样亦是进入西周后体现的更加明显。因此，纹饰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铜觯的时代。铭文上，“自作器或为某人作器”、“记录某事件”两类铭文都只见于西周时期的铜觯上，断代意义也十分明确。在分布上，铜觯在晚商时期只见于商王朝的王都和直接控制地区，在进入西周后范围随着西周分封制迅速扩大。因此，在已知的商王朝统治区域之外，只要发现铜觯，特别是细体觯，相关遗址、单位的时代很可能就进入了西周。铜觯除了自身的断代意义外，还对于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断代以及商周分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铜觯这种分布上的变化结合铭文特征，可以看出西周王朝采取了与商王朝完全不同的统治政策。进入西周后，西周国家施行的分封制不仅“授土”，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授民”。即周王朝在“授土”的同时，采用了政治移民的国家策略。她将其他族群、特别是以前朝殷遗民为主体的部族分散迁徙至各个封国分而治之，这应是西周各封国不同族徽铜器以及多个族群并存的主要原因，其是西周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的直接表征。
 

　　铜觯从殷墟一期出现，到西周中期偏早之后消失，流行的时段非常集中，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到了顶峰。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并非完全的单向线性发展，在保持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在其他铜器兴盛的阶段，会受到功能相近铜器一些特点的影响；但在自己繁盛的阶段，又会反过来影响其他的器类。在铜觯流行时期，殷墟四期晚段的粗体觯有受壶影响附加贯耳的形制。带盖粗体觯在进入西周后，由于有了与斗相配舀而饮食醴酒的器用之法，个别器形器与口的结合方式受并行发展的卣的影响，出现器为长子口的形制。在铜觯高度发展的西周早期，一方面对其他器形产生了影响，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觯形尊”的形制，并成为此时期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尊的主流。另一方面，就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觯开始全面地取代觚的地位，与爵配对组成酒器核心组合，酒器组合中发生了替代关系。而经历西周早期的极盛，西周中期偏早阶段铜觯开始走向衰落之时，又衍生出了饮壶，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演化关系。而青铜觯与相关器形之间的这些关系，基本代表了铜器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对铜觯影响最直接的还是陶觯。我们在史前的大汶口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就发现有觯形陶器，且形制与铜觯或殷墟时期的陶觯没有太大差别。在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亦发现有以细体为主的觯形陶器。通过史前陶器和商周铜器之间文化关系的建立，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再创造，因此很难说铜觯的出现不是受到了史前、夏商时期觯形陶器的直接影响。而殷墟三期始，殷墟的墓葬逐渐出现陶觯，以殷墟四期最为常见。西周前期依然有所发现，王都地区和封国均有出土。此时是铜觯的鼎盛时期，显然此时陶觯的出现是与铜觯流行直接相关，其可以是日用陶器组合的一种，也可以是仿铜陶觯对铜器组合的补充。但在铜觯衰落之后，两者便不再发生关系。以上都体现了陶器与铜器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将陶器和铜器之间的关系归纳为铜器对陶器的传承和再创造、陶器与铜器的并行发展、陶器对同时期铜器的直接模仿及两者不再发生关系四个阶段和发展层次。以铜觯为个案，通过史前陶器和商周铜器间文化关系的建立，我们发现早期中国主体文化因素的传承和再发展痕迹明显，此也可为通过考古文化关系的建立讨论其他学术问题提供借鉴。
　　此外，将以上论及的仿铜陶觯现象、铜觯明器化现象和墓葬等级关联之后，还会发现铜器的另一套器用制度和礼制文化系统。仿铜陶觯的流行时段也是铜觯最流行的时间，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明显。仿铜陶器和铜器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说明两者在多数情形下同属一套礼制文化系统。但铜明器和仿铜陶器的情况有所不同。明器化铜觯最早出现在一座西周中期的小型墓中，除一件鼎外，明器组合为簋、尊、卣、爵、觯，均为尚未消失或彻底消失的器类。加之墓葬等级较低，刚出现时的明器化铜器可能与仿铜陶器的性质和礼制用法类似，是礼器组铜器的一种补充。但是进入西周晚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器组铜器更多地成套出现于大型墓葬，并大量为已经消失的器类，且越晚体现地越明显。这种西周晚期就出现的现象，很可能预示“礼器组”和“明器组”已分属两套不同的礼制文化系统，明器组更多地代表了保守文化。
　　综合以上，青铜觯在商周青铜器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形制以及流行时代横跨青铜器繁盛的晚商、西周前期两个阶段的特点，对于我们讨论商周考古、历史以及理论方法层面的诸多学术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本文涉及的一类铜器的分期断代、族属、器用制度、器形和纹饰的关系、铜器间的相互关系、陶器与铜器的关系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商、周王朝疆域、统治政策的变化，商周王朝更替引起的器用制度、礼制文化的变化，西周前、后期的礼制改革等等问题。特别是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引发的周王朝“第一次礼制变革”（包括器物组合、器用制度的变化以及周礼的形成）、西周国家在分封制基础上采取的政治移民政策对于族徽铜器和族群迁移的影响以及通过考古学文化关系的建立研究早期中国主体文化因素的传承和再发展、通过铜器和仿铜陶器、铜器和铜明器之间的相互关系论证前者同属一套礼制系统而后者分属两套礼制文化系统等，此前学界关注较少，但青铜觯为其讨论提供了重要材料。青铜觯像是一面镜子，对于这些重要的学术问题都有所反映。当然，这些问题也都十分复杂，不是简单的讨论一类铜器就能彻底弄清楚，但是青铜觯的研究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寻历史真实的机会，因此重视铜觯的研究对于考古、历史和礼制文化等学术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地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主要从考古学和礼制文化两个视角对青铜觯进行系统地梳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