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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墓葬的再思”学术沙龙纪要
6月18日，第七期“RUC历史考古沙龙”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三层会议室举行，此次沙龙的主题为“晚唐五代墓葬的再思”，由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作为召集人，邀请了北京大学陆扬和沈睿文、中国人民大学刘后滨、中央美术学院郑岩、广州美术学院李清泉、河北科技大学郑以墨等学者参加，此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五十余位学者和同学。
晚唐五代时期为中古历史的一大转折已成学界共识，但对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则相对滞后，综合性探讨方兴未艾。晚唐五代因“唐宋变革”说而倍受历史学家的重视，美术史学家也对这一时期墓葬的特殊价值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本次沙龙旨在使三个领域的青年学者聚集一堂，重点对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制度变迁、政治意涵、文化转型、图像涵义等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共同将相关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沙龙分为上下半场，持续近4个小时。
上半场首先由刘未发言，对晚唐五代时期墓葬考古材料做了简要梳理。晚唐节度使墓以近年来在北方地区地区发现的幽州刘济、曲阳田庄两处最为重要。五代有王处直、冯晖、李茂贞、李克用等割据军阀墓葬面世。十国之前后蜀、杨吴南唐、吴越、闽、南汉均有相当数量皇（王）室及重臣墓葬发现。另外还有一批九世纪壁画墓及仿木结构砖室墓新材料，构成中原北方宋代砖雕壁画墓之渊源。此外，与五代并立之契丹亦可纳入考察范围，十世纪前期之宝山辽墓、耶律羽之墓、赵德钧、许从赟墓已为学界熟知，近年则有祖陵陪葬墓及故后唐德妃墓发现，为探讨辽代墓葬制度的形成及其与中原之关系提供了新的素材。虽然南北墓葬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但耳室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似乎是这一时期墓葬的特点之一。
随后，刘后滨从历史学的视角对这些墓葬进行了审视：其一，晚唐节度使体制和律令制度的关系问题。唐代丧葬仪式处于唐律令体制的规范下，那么律令所规定的内容是否包括埋藏在地下的部分，是否包括耳室的数量、墓室的大小？节度使在墓葬上的僭越可能是有一个过程的，或许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看不见的僭越即地下部分，第二阶段才扩展到看得见的僭越即地上部分。藩镇脱离不了体制，很多情况下是在体制内进行，讨论藩镇制度在唐代律令体系破坏过程中的定位，墓葬制度应当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其二，唐宋之间墓葬的逐步简化，除了考虑丧葬观念的变化外，还应当注意到晚唐五代在营造墓葬主体上的变化，即修建墓葬的组织单位、建设单位的变化。唐前期许多高品级官员墓葬均有朝廷专门机构负责修建，那么安史之乱后是否仍拥有这种待遇？这可能在当时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中均有所反应。
陆扬认为晚唐五代有一个整体的深刻变化。这一时期朝廷文化与地方的互动非常有趣，朝廷的文人文化不断向地方渗透，当朝廷崩溃后，累积在地方的潜力发挥了出来。对于墓葬而言，以往对于唐墓的研究主要在开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墓葬带有强烈的官方仪式性色彩，唐代后期这一现象逐渐弱化，无论是王处直、李茂贞还是王建，他们在身份上具有一致性，但墓葬区别很大。要说明这个现象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这些墓葬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墓主的个人意识，二是多大程度上延续了地方的传统，三是官方的主流趣味怎样和墓葬结合。尤其是第三个问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墓葬，整个晚唐时期的艺术创作，譬如绘画、书法都呈现出这一特点。同时这些问题也涉及到中国艺术史研究上的一个困境，即如何识别营造者和赞助者的意识在墓葬中的体现。如王处直墓与9世纪以后唐代长安的宫廷趣味完全吻合，而在冯晖墓中有大量胡人粟特人的形象，李茂贞墓中则出现了大量与陀罗尼有关的因素。这不是一种被动的选择，而是对于节度使自身形象的主动塑造。陆扬并不赞同“僭越”的说法，僭越包含太多的预设，并不一定代表着当时人们的认知。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态势处于不断变化中，很难以某一时间段的状态来判定是否僭越。所以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即确实出现了这样一批节度使，他们希望用某一种方式来营建一种特殊的形象，这种形象可能是为了向地方宣示自己的权威，也可能是为了表现一种特殊的身份，节度使多重视渲染自己作为朝廷重臣的身份。这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是有意义的，唐代后期的政治就是在这一种修辞中达到各方的平衡。
沈睿文对刘后滨和陆扬所提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认为晚唐五代节度使墓葬主要是双室墓，事实上可能并不存在僭越。双室墓在初唐就已出现，齐东方先生将其定为开国重臣所用，这也与节度使对于自身的定位相符合。三室墓可能是唐代帝陵的规制，根据现在的发现，昭陵确实有被进入过的痕迹，因而《新五代史·温韬传》中关于昭陵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五代十国帝陵也是向前中后三室的墓葬结构趋同。由此可见晚唐时应当还是有法统观念的存在，节度使是在李唐的框架下来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形象。节度使墓在墓室平面的选择上也体现出与朝廷的亲疏关系，与朝廷关系亲近的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方形弧方形的墓室，而圆形的墓室和一些仿木砖结构则体现出一些地域认同。
郑岩从美术史的角度进行阐发。他认为晚唐五代山水画和卷轴画在美术史上非常重要，但对于年代和真伪的判定是其研究的瓶颈，这些年考古材料的增多使美术史有了新的发展。例如王处直墓与传世的董源山水画在风格上具有相似性，但是王处直墓处于北方，而董源属于南方画派。在北方绘画中出现南方风格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据此南方画风的北传可能就不是宋初的事，而在五代已经发生，董其昌关于南宗北宗的分法就需要重新考虑。另一方面王处直墓中的山水屏风画已经出现了皴法，而韩休墓中仍然使用单线勾勒，上色也较为潦草。两者联系起来，高居翰先生曾经提出的假设就可以得到印证，即五代宋初山水画自身的语言开始向风格化转变，由最初的写形状物转向自身笔法的发展，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人物画而言，宝山辽墓与韩休墓的乐舞图用的都是同一种图式，如芭蕉树等，并且存在从盛唐到辽初的连续性，考古材料的加入使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从狭义的美术史来说，墓葬材料可以补充传世品的不足。但是从广义的美术史来说，如果仅将墓葬所出的材料仅用于验证传世卷轴画的某些假说是不够的，墓葬中的绘画依托考古学的类型学分析应当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建立起一个立体的网络，并以此来重新思考这一时期墓葬美术的结构，而不用纠结于19世纪末西方的美术史概念，以及中国古代文人意趣。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墓葬是埋葬于地下的，墓葬中的图像并不以观赏作为主要目的，在以墓室图像为对象的研究中，美术史基于观看的分析就失效了，美术史的范式和研究方法都受到了挑战，墓葬材料将推动美术史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李清泉认为晚唐五代的节度使墓一方面延续盛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非常多变，难以把控。这一时期的墓葬不一定需要遵循《大唐开元礼》或者《唐六典》，墓主人一方面在精神上追随李唐，另一方面也需要彰显自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社会的变动一定会导致观念形态、艺术品位的变化，虽然墓葬能在多大程度上显现出艺术品位值得探讨。美术史更多关注现象学的研究，希望讨论的是墓葬究竟表现了什么，而不是其所体现的制度是什么。李清泉更希望从美术史的角度进行一些个例的研究，如墓葬圆形化的现象；墓主像在唐代的消失和在五代的出现，以及墓主像与龛之间的关系；墓室内棺床的前移；墓葬的简化与墓上祭祀仪式的兴起；辽代对于墓葬的想象，以及长墓道的发展过程等内容。
郑以墨以王处直墓、王建墓和仿木构建筑为例进行对比，以期找到墓葬中的美术系统与历史、考古学系统之间的合理衔接方式。五代墓葬墓主身份相同但形制各不相同，应当与墓主的自身定位相关。王处直、冯晖等节度使墓表现出与唐代的联系，而在南方称帝的如王建墓更多的还是体现出帝陵的概念。两者在墓内图像选择上也有所区别，王处直墓内的归隐场景应当是其养子夺位后为粉饰太平所作出的设定。王建墓则表现出对于帝王追求，以及对于死后净土世界的想象。此外王建墓中还出现有水银，可能与道教有关，其墓葬内存在多元化因素的相互杂糅。仿木结构的研究则是考虑到五代承上启下的时代特点，并且是宋代仿木构建筑大量出现的源头。通过对数据的考证可以看到，地下的仿木结构可能是对地上建筑的同比例缩小，是符合《营造法式》的规制的。墓内仿木结构作为建筑中最精彩的部分，可能存在某个特殊的观看视角，这与地上建筑也是一致的。
下半场为自由讨论环节。社科院考古所莫阳认为五代时期墓葬差异巨大，这种个性化的表达对于美术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将墓葬中制度化的内容和地方特点的表现剔除之后，可能更有利于对墓主人个人表达的理解。
北京大学金连玉认为五代南方墓葬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同时也仍然保留有一些制度和秩序的体现，如吴越墓葬内部可能也存在着等级的区分。五代对宋代墓葬有所启发，使得宋墓呈现出地方性特点蓬勃发展的态势。
北京大学贾妍提出了图像怎样作为一种途径来介入历史研究的问题，并且比较了埃及与中国墓葬的差异，认为埃及墓葬体系中生者与死者生活在同一个域中，中国墓葬则是将生者与死者完全区分开的，当墓葬中的图像不以观赏为目的时，研究方法会有很大的不同。
北京大学卢亚辉就北朝至宋元时期的神煞俑问题进行了讨论，神煞俑首先出现在河北山东地区，随后逐渐进入河东、两京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神煞俑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进入了南方的四川、福建、江西地区，这可能与河北军事集团的崛起有关。沈睿文进行了补充说明，认为河北和两京地区的神煞俑应当为两套系统，在晚唐五代时期被整合。唐墓中的镇墓兽可能是作为出行图中的一部分而存在。
陆扬认为晚唐五代节度使墓都有模仿唐代的趋势，但模仿的方式各不相同，这与每个人对于唐代的想象有关，王建墓可能与唐代帝陵最为接近，这与王建本人曾经的禁军身份有关。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刘新光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唐代文献对于河北北部地区地名的记载是基于对汉代地名的大致推断，需要再次验证。社科院考古所王子奇就五代与北宋墓葬的接续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林崇诚介绍了墓葬壁画中所体现出的社会生活信息对于金银器研究的作用。
随后，刘未补充说明了安阳刘家庄北地的墓葬材料。这两座墓年代均为9世纪初，棺床在墓室西侧并伴有花鸟屏风画是两京地区的特点，墓室后壁的仿木结构的假门窗是河北地区的特点，不同的传统在这座墓中出现了一些交流。墓葬壁画中所出现的花鸟画也非常值得注意。这两座墓所代表的晚唐五代中下级官员墓葬形制在宋代时成为主流，而高等级的节度使墓葬风格并未在宋代得到传承。
在沙龙的最后，李梅田进行了简短的学术总结：目前我们对晚唐五代墓葬的研究稍显滞后于唐、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墓葬的考古学基础研究还较薄弱，还没有建立较为可靠的地域性与阶段性资料框架，这是未来考古学的重要任务；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研究墓葬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但真正像今天这样，一群来自考古学、历史学和美术史的志同道合者共聚一堂，以非常自由的形式和开放的心态进行的学术讨论并不多见，各位先生既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对晚唐五代墓葬进行了阐释，同时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表达了充分的理解与吸纳，无论是历史学、考古学，还是美术史，都属于史学的范畴，虽然研究路径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揭示墓葬所反映的晚唐五代社会与观念。相信未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和基本时空框架的建立，各个学科的学者一定会对这个时期的墓葬文化与艺术有更深刻的阐释。（陈昊雯）
沙龙会场
晚唐五代时期为中古历史的一大转折已成学界共识，但对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则相对滞后，综合性探讨方兴未艾。晚唐五代因“唐宋变革”说而倍受历史学家的重视，美术史学家也对这一时期墓葬的特殊价值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本次沙龙旨在使三个领域的青年学者聚集一堂，重点对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制度变迁、政治意涵、文化转型、图像涵义等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共同将相关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沙龙分为上下半场，持续近4个小时。
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
上半场首先由刘未发言，对晚唐五代时期墓葬考古材料做了简要梳理。晚唐节度使墓以近年来在北方地区地区发现的幽州刘济、曲阳田庄两处最为重要。五代有王处直、冯晖、李茂贞、李克用等割据军阀墓葬面世。十国之前后蜀、杨吴南唐、吴越、闽、南汉均有相当数量皇（王）室及重臣墓葬发现。另外还有一批九世纪壁画墓及仿木结构砖室墓新材料，构成中原北方宋代砖雕壁画墓之渊源。此外，与五代并立之契丹亦可纳入考察范围，十世纪前期之宝山辽墓、耶律羽之墓、赵德钧、许从赟墓已为学界熟知，近年则有祖陵陪葬墓及故后唐德妃墓发现，为探讨辽代墓葬制度的形成及其与中原之关系提供了新的素材。虽然南北墓葬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但耳室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似乎是这一时期墓葬的特点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刘未副教授
随后，刘后滨从历史学的视角对这些墓葬进行了审视：其一，晚唐节度使体制和律令制度的关系问题。唐代丧葬仪式处于唐律令体制的规范下，那么律令所规定的内容是否包括埋藏在地下的部分，是否包括耳室的数量、墓室的大小？节度使在墓葬上的僭越可能是有一个过程的，或许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看不见的僭越即地下部分，第二阶段才扩展到看得见的僭越即地上部分。藩镇脱离不了体制，很多情况下是在体制内进行，讨论藩镇制度在唐代律令体系破坏过程中的定位，墓葬制度应当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其二，唐宋之间墓葬的逐步简化，除了考虑丧葬观念的变化外，还应当注意到晚唐五代在营造墓葬主体上的变化，即修建墓葬的组织单位、建设单位的变化。唐前期许多高品级官员墓葬均有朝廷专门机构负责修建，那么安史之乱后是否仍拥有这种待遇？这可能在当时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中均有所反应。
中国人民大学刘后滨教授
陆扬认为晚唐五代有一个整体的深刻变化。这一时期朝廷文化与地方的互动非常有趣，朝廷的文人文化不断向地方渗透，当朝廷崩溃后，累积在地方的潜力发挥了出来。对于墓葬而言，以往对于唐墓的研究主要在开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墓葬带有强烈的官方仪式性色彩，唐代后期这一现象逐渐弱化，无论是王处直、李茂贞还是王建，他们在身份上具有一致性，但墓葬区别很大。要说明这个现象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这些墓葬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墓主的个人意识，二是多大程度上延续了地方的传统，三是官方的主流趣味怎样和墓葬结合。尤其是第三个问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墓葬，整个晚唐时期的艺术创作，譬如绘画、书法都呈现出这一特点。同时这些问题也涉及到中国艺术史研究上的一个困境，即如何识别营造者和赞助者的意识在墓葬中的体现。如王处直墓与9世纪以后唐代长安的宫廷趣味完全吻合，而在冯晖墓中有大量胡人粟特人的形象，李茂贞墓中则出现了大量与陀罗尼有关的因素。这不是一种被动的选择，而是对于节度使自身形象的主动塑造。陆扬并不赞同“僭越”的说法，僭越包含太多的预设，并不一定代表着当时人们的认知。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态势处于不断变化中，很难以某一时间段的状态来判定是否僭越。所以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即确实出现了这样一批节度使，他们希望用某一种方式来营建一种特殊的形象，这种形象可能是为了向地方宣示自己的权威，也可能是为了表现一种特殊的身份，节度使多重视渲染自己作为朝廷重臣的身份。这是一种修辞，但这种修辞是有意义的，唐代后期的政治就是在这一种修辞中达到各方的平衡。
北京大学陆杨教授
沈睿文对刘后滨和陆扬所提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认为晚唐五代节度使墓葬主要是双室墓，事实上可能并不存在僭越。双室墓在初唐就已出现，齐东方先生将其定为开国重臣所用，这也与节度使对于自身的定位相符合。三室墓可能是唐代帝陵的规制，根据现在的发现，昭陵确实有被进入过的痕迹，因而《新五代史·温韬传》中关于昭陵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五代十国帝陵也是向前中后三室的墓葬结构趋同。由此可见晚唐时应当还是有法统观念的存在，节度使是在李唐的框架下来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形象。节度使墓在墓室平面的选择上也体现出与朝廷的亲疏关系，与朝廷关系亲近的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方形弧方形的墓室，而圆形的墓室和一些仿木砖结构则体现出一些地域认同。
北京大学沈睿文教授
郑岩从美术史的角度进行阐发。他认为晚唐五代山水画和卷轴画在美术史上非常重要，但对于年代和真伪的判定是其研究的瓶颈，这些年考古材料的增多使美术史有了新的发展。例如王处直墓与传世的董源山水画在风格上具有相似性，但是王处直墓处于北方，而董源属于南方画派。在北方绘画中出现南方风格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据此南方画风的北传可能就不是宋初的事，而在五代已经发生，董其昌关于南宗北宗的分法就需要重新考虑。另一方面王处直墓中的山水屏风画已经出现了皴法，而韩休墓中仍然使用单线勾勒，上色也较为潦草。两者联系起来，高居翰先生曾经提出的假设就可以得到印证，即五代宋初山水画自身的语言开始向风格化转变，由最初的写形状物转向自身笔法的发展，这是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人物画而言，宝山辽墓与韩休墓的乐舞图用的都是同一种图式，如芭蕉树等，并且存在从盛唐到辽初的连续性，考古材料的加入使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从狭义的美术史来说，墓葬材料可以补充传世品的不足。但是从广义的美术史来说，如果仅将墓葬所出的材料仅用于验证传世卷轴画的某些假说是不够的，墓葬中的绘画依托考古学的类型学分析应当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建立起一个立体的网络，并以此来重新思考这一时期墓葬美术的结构，而不用纠结于19世纪末西方的美术史概念，以及中国古代文人意趣。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墓葬是埋葬于地下的，墓葬中的图像并不以观赏作为主要目的，在以墓室图像为对象的研究中，美术史基于观看的分析就失效了，美术史的范式和研究方法都受到了挑战，墓葬材料将推动美术史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
李清泉认为晚唐五代的节度使墓一方面延续盛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非常多变，难以把控。这一时期的墓葬不一定需要遵循《大唐开元礼》或者《唐六典》，墓主人一方面在精神上追随李唐，另一方面也需要彰显自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社会的变动一定会导致观念形态、艺术品位的变化，虽然墓葬能在多大程度上显现出艺术品位值得探讨。美术史更多关注现象学的研究，希望讨论的是墓葬究竟表现了什么，而不是其所体现的制度是什么。李清泉更希望从美术史的角度进行一些个例的研究，如墓葬圆形化的现象；墓主像在唐代的消失和在五代的出现，以及墓主像与龛之间的关系；墓室内棺床的前移；墓葬的简化与墓上祭祀仪式的兴起；辽代对于墓葬的想象，以及长墓道的发展过程等内容。
广州美术学院李清泉教授
郑以墨以王处直墓、王建墓和仿木构建筑为例进行对比，以期找到墓葬中的美术系统与历史、考古学系统之间的合理衔接方式。五代墓葬墓主身份相同但形制各不相同，应当与墓主的自身定位相关。王处直、冯晖等节度使墓表现出与唐代的联系，而在南方称帝的如王建墓更多的还是体现出帝陵的概念。两者在墓内图像选择上也有所区别，王处直墓内的归隐场景应当是其养子夺位后为粉饰太平所作出的设定。王建墓则表现出对于帝王追求，以及对于死后净土世界的想象。此外王建墓中还出现有水银，可能与道教有关，其墓葬内存在多元化因素的相互杂糅。仿木结构的研究则是考虑到五代承上启下的时代特点，并且是宋代仿木构建筑大量出现的源头。通过对数据的考证可以看到，地下的仿木结构可能是对地上建筑的同比例缩小，是符合《营造法式》的规制的。墓内仿木结构作为建筑中最精彩的部分，可能存在某个特殊的观看视角，这与地上建筑也是一致的。
河北科技大学郑以墨副教授
下半场为自由讨论环节。社科院考古所莫阳认为五代时期墓葬差异巨大，这种个性化的表达对于美术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将墓葬中制度化的内容和地方特点的表现剔除之后，可能更有利于对墓主人个人表达的理解。
北京大学金连玉认为五代南方墓葬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同时也仍然保留有一些制度和秩序的体现，如吴越墓葬内部可能也存在着等级的区分。五代对宋代墓葬有所启发，使得宋墓呈现出地方性特点蓬勃发展的态势。
北京大学贾妍提出了图像怎样作为一种途径来介入历史研究的问题，并且比较了埃及与中国墓葬的差异，认为埃及墓葬体系中生者与死者生活在同一个域中，中国墓葬则是将生者与死者完全区分开的，当墓葬中的图像不以观赏为目的时，研究方法会有很大的不同。
北京大学卢亚辉就北朝至宋元时期的神煞俑问题进行了讨论，神煞俑首先出现在河北山东地区，随后逐渐进入河东、两京地区，晚唐五代时期神煞俑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进入了南方的四川、福建、江西地区，这可能与河北军事集团的崛起有关。沈睿文进行了补充说明，认为河北和两京地区的神煞俑应当为两套系统，在晚唐五代时期被整合。唐墓中的镇墓兽可能是作为出行图中的一部分而存在。
陆扬认为晚唐五代节度使墓都有模仿唐代的趋势，但模仿的方式各不相同，这与每个人对于唐代的想象有关，王建墓可能与唐代帝陵最为接近，这与王建本人曾经的禁军身份有关。
莫阳博士、金连玉博士、贾妍博士、卢亚辉博士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刘新光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唐代文献对于河北北部地区地名的记载是基于对汉代地名的大致推断，需要再次验证。社科院考古所王子奇就五代与北宋墓葬的接续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林崇诚介绍了墓葬壁画中所体现出的社会生活信息对于金银器研究的作用。
刘新光博士、王子奇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林崇诚副教授
随后，刘未补充说明了安阳刘家庄北地的墓葬材料。这两座墓年代均为9世纪初，棺床在墓室西侧并伴有花鸟屏风画是两京地区的特点，墓室后壁的仿木结构的假门窗是河北地区的特点，不同的传统在这座墓中出现了一些交流。墓葬壁画中所出现的花鸟画也非常值得注意。这两座墓所代表的晚唐五代中下级官员墓葬形制在宋代时成为主流，而高等级的节度使墓葬风格并未在宋代得到传承。
在沙龙的最后，李梅田进行了简短的学术总结：目前我们对晚唐五代墓葬的研究稍显滞后于唐、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墓葬的考古学基础研究还较薄弱，还没有建立较为可靠的地域性与阶段性资料框架，这是未来考古学的重要任务；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研究墓葬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但真正像今天这样，一群来自考古学、历史学和美术史的志同道合者共聚一堂，以非常自由的形式和开放的心态进行的学术讨论并不多见，各位先生既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对晚唐五代墓葬进行了阐释，同时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表达了充分的理解与吸纳，无论是历史学、考古学，还是美术史，都属于史学的范畴，虽然研究路径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揭示墓葬所反映的晚唐五代社会与观念。相信未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和基本时空框架的建立，各个学科的学者一定会对这个时期的墓葬文化与艺术有更深刻的阐释。（陈昊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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