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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文化部、国立博物馆专家赴内蒙、山西考察纪行
2019年4月5日，受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邀请，蒙古国文化、教育、科学与体育部文物司达瓦才仁司长、国立民族博物馆馆长苏和巴特尔教授、考古部主任奥德巴特尔研究员一行三人到达中国。蒙方此行主要是对双方合作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漠北草原考古”2019年度的考古发掘事宜进行商谈，并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山西省大同市的北魏遗存进行考察。考察活动自4月6日至10日，随行人员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研究生戎天佑和尼玛巴图。
一、考察的缘起
从东周后期长城地带成为游牧文化带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碰撞一直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和自我更新的重要推动力。在北方游牧民族中，鲜卑虽不如匈奴在欧亚大陆影响广泛，但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却比匈奴更值得重视。因为，鲜卑不仅和匈奴一样在北方建立过地域广袤的大联盟，而且在北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其中北魏统一了中国的北部，把广大的北方草原游牧区和黄河流域传统的农耕区置于同一政权之下。把鲜卑作为一个个案，研究与发达的农业经济近邻的游牧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中，游牧和农耕二重社会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涵化”和融合的方式，无疑是很有特殊的典型意义的。
鲜卑遗存多发现于中国北方地区，而与中国接壤的蒙古国境内却很少发现确属于鲜卑族的文化遗存，学者们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2010年蒙古国文化遗产中心考古队和额尔登特市博物馆工作队在普查古代文物时发现了一片墓群。该墓群位于鄂尔浑省吉尔嘎朗图苏木以东约7公里的艾尔根敖包山前地带，西北距额尔登特市36公里，东南距乌兰巴托350公里。该墓地共有100余座墓葬，分成三个小区，根据地表形制可分为圆形和方形封堆墓。2014—2017年间，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对该墓地进行了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3座。从墓葬形制、出土文物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来看，该批墓葬与此前发现的匈奴墓有所不同。在2016年蒙古国召开的“第二届中蒙俄联合岩画科考与论坛”上，魏坚教授提出这批墓葬可能与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鲜卑墓存在一定联系。中蒙双方联合发掘研究的计划也由此展开。2018年是双方合作开展“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漠北草原考古”项目的第一年。随着墓地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其浓郁的鲜卑文化特征也进一步得到明确。这一发现改变了既往蒙古学者认为其国内无鲜卑遗存的认识，在蒙古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古国国立博物馆馆长苏和巴特尔教授认为这一发现将改变蒙古高原的古代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对鲜卑遗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受魏坚教授邀请，蒙古国专家一行赴中国集宁和大同进行考察。
二、乌兰察布之行
4月6日中午，考察团乘坐火车赴集宁考察，于傍晚抵达，在乌兰察布博物馆李彪馆长的安排下，由曹永利主任、郝晓菲老师、高智耀老师接待，双方商量了次日具体的考察行程和路线。
7日一早，天光初亮，考察团一行在曹主任的带领下驱车赴察右中旗。清明时节，草原尚是一片枯黄，见不到欣荣之景。路上蒙方专家咨询了高智耀老师一些有关当地人口、经济、牧业、气候等方面的问题。据高老师介绍，本地天气变化多端，灰腾梁曾发生过夏八月冻死一头牛的事情。到达察右中旗文广新局后，在刘学峰所长的带领下参观了其内的小展厅。两处展厅主要陈列了察右中旗自新石器时代至金元时期的文物，从距今7000多年前的大义发泉村细石器遗址出土的刮削器到元代的绿釉双耳小罐，无不展示了这一农牧文化交错地带深厚的文化底蕴。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办公楼西南侧还设置部分露天的文物展示，主要有本地发现的北魏时期汉传佛教庙宇中的摆件、隋唐时期的突厥石人、清中期的拴马桩、清晚期的辘轳等。
一、考察的缘起
从东周后期长城地带成为游牧文化带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碰撞一直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和自我更新的重要推动力。在北方游牧民族中，鲜卑虽不如匈奴在欧亚大陆影响广泛，但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却比匈奴更值得重视。因为，鲜卑不仅和匈奴一样在北方建立过地域广袤的大联盟，而且在北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其中北魏统一了中国的北部，把广大的北方草原游牧区和黄河流域传统的农耕区置于同一政权之下。把鲜卑作为一个个案，研究与发达的农业经济近邻的游牧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中，游牧和农耕二重社会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涵化”和融合的方式，无疑是很有特殊的典型意义的。
鲜卑遗存多发现于中国北方地区，而与中国接壤的蒙古国境内却很少发现确属于鲜卑族的文化遗存，学者们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2010年蒙古国文化遗产中心考古队和额尔登特市博物馆工作队在普查古代文物时发现了一片墓群。该墓群位于鄂尔浑省吉尔嘎朗图苏木以东约7公里的艾尔根敖包山前地带，西北距额尔登特市36公里，东南距乌兰巴托350公里。该墓地共有100余座墓葬，分成三个小区，根据地表形制可分为圆形和方形封堆墓。2014—2017年间，蒙古国国立民族博物馆对该墓地进行了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3座。从墓葬形制、出土文物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来看，该批墓葬与此前发现的匈奴墓有所不同。在2016年蒙古国召开的“第二届中蒙俄联合岩画科考与论坛”上，魏坚教授提出这批墓葬可能与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鲜卑墓存在一定联系。中蒙双方联合发掘研究的计划也由此展开。2018年是双方合作开展“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漠北草原考古”项目的第一年。随着墓地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其浓郁的鲜卑文化特征也进一步得到明确。这一发现改变了既往蒙古学者认为其国内无鲜卑遗存的认识，在蒙古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古国国立博物馆馆长苏和巴特尔教授认为这一发现将改变蒙古高原的古代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对鲜卑遗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受魏坚教授邀请，蒙古国专家一行赴中国集宁和大同进行考察。
二、乌兰察布之行
4月6日中午，考察团乘坐火车赴集宁考察，于傍晚抵达，在乌兰察布博物馆李彪馆长的安排下，由曹永利主任、郝晓菲老师、高智耀老师接待，双方商量了次日具体的考察行程和路线。
7日一早，天光初亮，考察团一行在曹主任的带领下驱车赴察右中旗。清明时节，草原尚是一片枯黄，见不到欣荣之景。路上蒙方专家咨询了高智耀老师一些有关当地人口、经济、牧业、气候等方面的问题。据高老师介绍，本地天气变化多端，灰腾梁曾发生过夏八月冻死一头牛的事情。到达察右中旗文广新局后，在刘学峰所长的带领下参观了其内的小展厅。两处展厅主要陈列了察右中旗自新石器时代至金元时期的文物，从距今7000多年前的大义发泉村细石器遗址出土的刮削器到元代的绿釉双耳小罐，无不展示了这一农牧文化交错地带深厚的文化底蕴。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办公楼西南侧还设置部分露天的文物展示，主要有本地发现的北魏时期汉传佛教庙宇中的摆件、隋唐时期的突厥石人、清中期的拴马桩、清晚期的辘轳等。
察右中旗文化中心广场上的展览
随后考察团前往位于五号乡东四号村东约1.5公里处的七郎山墓地。该墓地地处七郎山山前缓坡地带，东倚主峰，西临坦荡的峰前平原，视野开阔。在西麓缓坡中央有一条冲沟向西蛇行而去。据刘雪峰所长介绍，当年正是在这条冲沟将位于沟断崖北侧的陡坡上墓葬暴露出来。七郎山墓地的发掘工作开展于1995和1996年，前后共计50余天。那时魏坚老师还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包括孙危老师和考察团中的刘学峰、高智耀老师等都参与了当年的发掘。忆起往昔岁月，两位老师皆颇多感慨。山风呼啸，岁月无声，看到他们缓慢登山的背影，又想起尚在北京因事务繁忙不能前来的魏坚老师，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一直在仰望，仰望前辈学者们攀登的背影；一直在期盼，期盼追随前辈们行进的足迹，无论风雨，不问东西。如今岁月远去，当年发掘的墓葬已经回填，但部分墓坑的痕迹仍清晰可辨。奥德巴特尔研究员记录了此处的地理坐标和地形地貌等概况，并对当年发掘中的一些细节，如墓葬的地表形制和墓坑内的具体状况等进行了咨询。他还将其与艾尔根敖包墓地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二者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考察团与当地文物工作者在七郎山墓地合影
七郎山墓地回填后地表的墓坑痕迹
中午在察右中旗午餐，下午返回集宁，在郝晓菲老师的陪同下参观乌兰察布市博物馆。该博物馆以“多元、融合、升华、辐射”为主题，分为“文明星火”（史前时期）、“民族熔炉”（夏至唐）、“帝国腹里”（辽金元）、“塞外手足”（明清）4个部分，共13个单元。因蒙方学者之前来过该博物馆，所以此次参观的重点放在了“民族熔炉”部分。通过对博物馆所陈列的鲜卑陶器、鹿纹金牌饰、金步摇等文物的观察，奥德巴特尔研究员对丰富灿烂的鲜卑文化表达了由衷的赞叹。苏和巴特尔教授认为此次考察所搜集的图文资料将为他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鲜卑文化提供帮助。
参观乌兰察布市博物馆
4月8日上午，拜别曹永利主任，我们坐上赴大同的火车。此次在乌兰察布市的考察虽画上了句号，但双方博物馆合作的道路正逐渐开启。
三、大同之行
4月8日中午到达大同，与大同市博物馆曹臣明副馆长会面。因为行程安排有变，我们下午先去云冈石窟研究院拜访了张庆捷老师，随后参观了著名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石窟45个，大小佛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参观中我们还看到了宿白先生为昙曜五窟的题字。宿先生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大成者”，在石窟寺考古、古代建筑、墓葬和城市考古等多个领域均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中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中最精妙的一笔，也是中国历史考古学范式在石窟寺研究中运用的典范。如今一块刻有宿先生“昙曜五窟”题字的巨石与石窟相望而立，它不仅凝聚了先生与云冈石窟的情缘，也传达着我们对先生的缅怀和敬意！
参观云冈石窟
刻有宿白先生“昙曜五窟”题字的巨石
参观完云冈石窟，张庆捷老师带我们来到云冈石窟研究院的库房。这里存放了云冈石窟窟顶遗址发掘出土的北魏、辽金时期的遗物。张老师对北魏时期陶器和瓦当的时代特征、用途进行了讲解。在讨论中，蒙方学者认为其中的一些陶器和纹饰在蒙古国也有发现，希望有机会能够邀请张老师到蒙古国进行考察和指导。
张庆捷研究员讲解北魏瓦当
4月9日一早，我们出发到大同博物馆参观。博物馆建筑在设计之时将大同火山群、龙壁文化、云冈石窟等元素融入其中，以螺旋型的空间结构环绕成一个整体，富有个性。在曹臣明馆长的带领下我们首先参观了库房。曹馆长特意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的陶器按年代序列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长颈壶和罐，就其器型演变、纹饰特征和制作工艺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曹臣明副馆长讲解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的陶器
随后我们参观了展厅，其内展出的内容分为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两大部分。专题陈列又分为“大同恐龙”、“瓷路撷珍”、“妙笔丹青”、“梵语清音”四部分，每一部分都极具地方特色。此次参观的重点是基本陈列，分为“沧桑代地”、“魏都平城”、“辽金西京”、“明清重镇”四部分。“魏都平城”又分“盛乐时代”、“京都平城”、“丝路遗珍”、“胡风汉韵”、“墓葬习俗”、“恒州平城”6个单元。它们将拓跋鲜卑以平城为基地成就伟业的历程、胡风汉俗融合的社会生活以及丝绸之路的繁盛局面等历史篇章充分地展示出来，实乃是一场文化的盛宴。参观之后，蒙古国学者表达了希望与大同市博物馆合作在蒙古国国立博物馆举办鲜卑文化展览的愿望。9日下午，在参观完北魏明堂遗址陈列馆和北朝艺术博物馆后，我们的大同之行告一段落。10日早上出发返回北京。
考察团与曹臣明副馆长在大同博物馆留念
四、合作之路
4月6日上午，在考察之前，魏坚教授与蒙古国专家已就2019年度的发掘区域、时间、经费以及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商谈。4月10日下午，双方对下一步的合作计划进行了协商，认为在墓葬发掘报告整理出版（分中文、蒙文两个版本）后可以在蒙古额尔登特市召开一个鲜卑文化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如果可能，届时可以协同一些博物馆共同举办鲜卑文化的展览。双方的合作无疑将会对推进国内外鲜卑文化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蒙古国学者认为此次考察收获颇丰，意义重大。通过对乌兰察布市、大同市鲜卑文化的考察，他们对鲜卑族迁徙过程中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北魏时期中国北方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中国学者在鲜卑文化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蒙古国学者也将加入到鲜卑文化的研究之中，希望能和中国学者们有更多的交流，也期待双方有更多的合作。
此次考察圆满结束，在此对本次考察提供热情帮助的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李彪馆长、曹永利主任、郝晓菲老师、高智耀老师，察右中旗刘学峰所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研究员、大同市博物馆曹臣明副馆长、大同市博物馆王辉老师等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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