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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边疆考古”学术沙龙纪要

发布者：人大考古 发布时间：2016-05-19 01:02:35 阅读量：
 
　　2015年5月15日下午，主题为“汉代边疆考古”的RUC历史考古沙龙第六期活动在人文楼三层会议室举行。本期学术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未召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煜、中国国家博物馆单月英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晓露作学术报告。与会者还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学者。


沙龙现场
 

　　沙龙以陈晓露的报告《考古学视野下的汉代西域》开场。陈老师以新疆地区所见先秦至汉代的墓葬及城址考古材料为基础，对比文献记载，并联系国外相关考古资料，一步步还原汉代西域的真实文化面貌。历史文献率先主导了人们对汉代西域的认识，人们通常认为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地区因汉化而为之大变，而考古发现所揭示出的西域文化面貌变化却并没有如此简单。陈老师首先从新疆地区代表性的墓葬和城址遗存进行分析。其中，主要介绍墓葬：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沟北、沟西、洋海三号墓，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营盘墓地，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楼兰、尼雅、扎滚鲁克、山普拉墓地，焉耆盆地的察吾乎三号墓，哈密的巴里坤墓地，伊犁的索顿布拉克墓地。从墓葬材料来看，本地土著文化依然突出，如刀型墓、草垫盖棚及胡杨木棺、丛葬及曲肢葬的葬俗、随葬大量木器等；草原文化影响显著，如随葬品所见的弓箭、卷涡纹陶器、狼图案腰牌等；此外还出现了外域文化如贵霜文化的影响因素，如织锦所见Hemes蛇形帐图案；而汉地器物出土零星，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解注瓶、楎椸等，可见汉文化影响范围仍旧有限，且偏于官方。而后，陈老师进一步讨论西域城郭的问题。考古所见西域的城有两种，即土著城和汉城。《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舍”，此类城为诸国王所治的绿洲城郭，多为圆形，规模不大，城墙堆土而成，有过梁式城门而无瓮城、墩台类设施，且居址和墓葬多在城外，如圆沙古城、尼雅古城，营盘古城、麦德克古城等。此类土著城与里海地区花剌子模诸城（kala）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并不适用后者治水社会模式的成因解释。汉城如罗布泊地区的LE古城、小河西北古城、廷姆古城、奇台石城子等，为方形城，有夯土与怪柳枝层夹筑的坚固城墙，部分城是利用土著方城增筑而成的，城址靠近交通要道，军事功能突出。由此可见，汉代西域的文化面貌仍以土著文化为基本，除汉文化外也受到了草原文化、中西亚文化的渐染，因此汉文化的影响不是其全部。


陈晓露老师作报告


　　之后，由国家博物馆单月英作题为《考古学视野下的汉代北部边疆》的报告。单老师立足于今甘肃东北部、宁夏、陕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山西、河北西北部地区所见草原“胡”（匈奴为主，兼及乌桓和鲜卑）的考古材料，分从四方面进行讨论：先秦时期的胡与匈奴，汉代移动发边界和动态的边疆，汉朝边疆管理及对降胡的安置，降胡文化的考古学考察。战国中期之际，北疆地带的南文化带的广大地域被中原国家占据，南文化带内的戎狄被华夏化，中原国家的北缘向北推进直至与北文化带相毗邻。北文化带的戎胡经历了从春秋中晚期至秦代的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受到了汉文化的渐染。单老师指出:先秦的“胡”与“匈奴”并非同一概念，较为确定的匈奴出现于战国末期，且并未生活在赵长城以南地区。对比北文化带内考古遗存与匈奴帝国时期遗存，可知北文化带内的胡与匈奴之间没有太多的渊源。匈奴的考古学文化应当继承自石板墓文化，帝国之前的匈奴考古遗存应当在赵长城以北的阴山地区寻找。随后，单老师通过解读文献和历史地图，再现了汉代经营边疆的方式和北部边疆的动态变化。其中，对于降汉匈奴人，西汉政府采用**封侯制。东汉政府从“蛮夷保寨”出发，设置了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等官职，允许降汉南匈奴自治并加以监护。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自此南匈奴单于世系不明。这一段降汉匈奴史尚可在考古材料中摸索出来。目前，我国境内的匈奴文化因素较明显的遗存较少，基本都属于南匈奴为主体的降汉匈奴人。但目前对降汉匈奴人考古遗存的研究尚处初级阶段，还需要对北方地区发掘的大量汉墓进行辨别。单老师列举出六项辨别降汉匈奴人墓葬的依据：确定其聚居地域，进而梳理；根据匈奴帝国考古学文化因素如匈奴特色陶器、腰饰牌等来判断；依据匈奴帝国晚期墓葬流行的骨筷子、烟斗形器等来辨识；从出土的匈奴人印章来确定；通过人类体质学鉴定；总结具有代表性的降汉匈奴人墓葬特点再以此为参考。已辨识出的降汉匈奴人墓葬主要包括倒墩子墓地、二里半墓葬、召湾墓地的大部分墓葬、窝尔吐壕墓地等百余座。考古材料也表明降汉匈奴人的葬俗也在经历着汉化的过程。此外，现已发现一些确定为降汉匈奴人的居址和城址，如山西神木大保当城址、山西永和龙吞泉汉魏遗址和离石左国城遗址，此暗示着降汉匈奴人的生活方式由居无定所的游牧状态转变为定居生活。综上所述，北疆地区的草原民族并非能一“胡“概之，匈奴、乌桓、鲜卑等考古遗存还有待发现与辨别；汉朝政府的活动使得降胡出现，而降胡文化被汉化至消失的过程尚可在考古研究中被追踪出来。


单月英老师作报告


　　最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煜作报告《考古学视野下的汉代西南边郡漫谈》。王老师援引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为开场白，旨在通过对考古材料的考察，透物见人，结合古代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等内容，以小见大，来思考汉代西南边郡的动态变化。王老师主要依凭四川地区的墓葬材料，进而梳理西南边郡经历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新莽时期、东汉中晚期四个阶段的发展，即外在统一与内部分化的过程。巴蜀墓葬往往保留着一些异于中原的独特文化因素，如什邡城关墓地所出的甑釜，成都凤凰山一号墓和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筋脉漆人(猜想可能是某种葬俗)。新莽至东汉时期四川地区新出现的砖室墓如成都羊子山画像砖墓、成都昭觉寺画像砖墓、新繁清白乡砖室墓、大邑董场乡三国墓，墓室内镶拼一定数量重复的画像砖，风格独特，画像砖的表现内容和排列方式尚有讨论的空间。此外，新莽时期出现的崖墓如成都天回山崖墓、乐山柿子湾崖墓、中江塔梁子崖墓等，有特色的瓦棺和高级的画像石棺，少见于其他地方。更有墓葬所出的摇钱树座、早期佛像、造型特异如长舌的陶俑等，独见于巴蜀。从考古材料所见巴蜀地区的独特性延伸开来，王老师进一步讨论四川与外地的联系与交流的历史。从边缘到边郡，巴蜀地区经历了中原政府使用郡县、法令、驻军、移民等手段下的征服与开发。中原政府为了扩展开边，更是迁移豪强，开发经济，通过教育、察举、经济发展来联系王朝中心。此后，巴蜀地带开始经历土著豪强、世家大族以及外来集团相互纷争与妥协所带来的分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南阳和汉末四川的关系，吕氏墓门石刻、中江塔梁子崖墓题记、《金石录》记汉蜀郡属国都尉王君神道碑刻石等材料表明当时四川不少移民来自南阳，四川与南阳间应该存在文化交流频繁的通道。另有四川雅安芦山石兽群、芦山城门石兽所见有与外地文化联系的痕迹，双兽搏斗石刻或与滇文化或草原文化有关。西南边郡所见的独特与神秘，还需要更多探索与发现。跟随着王老师的漫谈思路，可知考古学材料能验证与反思历史记载，更能提供了思考文化渊源的许多新线索。


王煜老师作报告


　　围绕三场报告的内容，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就罗布泊LE古城一处城墙豁口处的照片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此处不应该是城门，并根据城墙建造技术对LE古城的年代提出了新的看法。魏老师还指出，当前汉唐考古研究往往关注于汉与唐这两个大一统王朝而不甚重视中间过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实际上此时段也大有文章可做，期待更多的青年学者投身做这一时段的考古学研究。
　　三位老师的学术报告在考古学视野之下探讨了汉代边界地带的北缘、西域和西南，各有侧重，研究方法也各有不同，揭示了历史文献难以还原的汉代疆域内边缘地带的真实面貌，使得许多民族碰撞、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神秘火花能够追溯其源。此提示我们要在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的基础上进一步开阔视野，多思考与探究，才能收获研究的旨趣与意义。（刘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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