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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史料与华北金元地方社会”沙龙纪要

发布者：人大考古 发布时间：2016-10-04 11:36:09 阅读量：
 
　　2016年9月23日下午，RUC历史考古沙龙第八期“石刻史料与华北金元地方社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202室举行。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办，刘未副教授作为本次沙龙召集人，邀请了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锦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饭山知保二位青年学者，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李雨濛作报告。另有来自在京高校与科研机构的40余位学人参与讨论。
　　石刻史料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成果的增多，石刻史料得到了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者更多的关注。本次沙龙议题正是探讨如何依托传世文献，结合田野调查成果，通过石刻史料去研究金元时期北方的地方社会现象。


沙龙现场

　　饭山知保以山西省浑源县孙公亮家族坟墓中9通元代先茔碑作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墓地现状与分布，拜访元代孙氏后人，对先茔碑类型及其与家族关系作以讨论，并延伸至先茔碑中影射的13-14世纪北方社会变动。饭山知保认为，先茔碑记载了碑主家族的历史，包含各人的生平与仕宦经历，在金元时期属于新兴的碑刻类型。从目前收集到的材料看，金代士大夫家族还没有将先茔碑普遍立于家族墓地的习惯，碑主也多为底层官员或平民。而在元代，先茔碑则多立在家族墓地中，使用群体扩展至各级官员与平民。因此，了解蒙元时期先茔碑特征，需要分析该期统治体系与其他朝代的异同。除了路、府、州、县的统治层级外，投下、怯薛等蒙元时期特有的政治形态成为先茔碑在华北地区的普及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根脚”关系在官员家族体系中被尤其强调。有意追溯先代与当朝的关系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促进了先茔碑的发展。此外，蒙元时期北方文献资料缺乏，因此碑刻史料显得更为重要，金元时期先茔碑的研究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家族组织与地方社会形态。


饭山知保演讲

　　王锦萍主要讨论华北地区新兴的社会精英如何利用碑刻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以此研究华北地区的宗族形式。在她的研究中，经过比较分析华北地区的尊圣幢、孝行碑与善行碑，发现庶民家庭多使用尊圣幢，而官员、学者家庭成员大多数使用碑。王锦萍以《定襄金石考》中记载的碑刻为分析对象，发掘了碑刻中反映的五台山僧官系统。在元代独特的僧官制度下，僧官职位受到地方社会的推崇。《大永安寺记》中张智裕的僧官升迁经历，张氏家族作为功德主的地位，体现了元代的新佛教孝道观。王锦萍认为，蒙元时期僧侣与世俗家族保持密切关系，华北地方社会中敬祖与敬佛传统互相渗透。蒙古人重根脚的用人原则渗透到僧官的任用。加入僧团成为普通家庭获得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以将个人在僧官系统的精英地位扩展到家族全体。因而我们能够从文化史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元代僧官世俗化。


王锦萍演讲

　　二位学者对碑刻研究达成的共识是，华北地区家族是以墓地而非祠堂作为祖先崇拜、家族组织建设的中心。与南方相比，家谱编纂在华北地区是以碑刻而非纸本形式流传。另外，根脚政治与宗教因素在地方家族制度的发展中长期存在，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若想更加深入认识华北地方社会中立碑、用碑的社会行为，需要我们将铭文内容放到石刻的形态、位置、刊刻者、目标读者等多层面的变化中去解读。


观摩、交流

　　李雨濛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对鄂尔多斯蒙古源流石刻博物馆馆藏石刻材料的清理和研究情况。从整理工作的流程谈起，阐释了对该批馆藏石刻中先茔碑和宗教碑的认识。在这批材料中，华北地区先茔碑普遍在碑阴刻有谱系，及宗教碑中功德主与教宗具有相互依存的现象，可以与饭山知保、王锦萍二位学者的研究互相印证与补充。（李雨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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