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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为者常成，行者常至——金鼎奖背后的故事
编者按：为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奖励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郑州）评选出11项研究成果奖（金鼎奖）。诚然，在大众眼里考古学家的工作略微神秘，他们知识渊博，在田野的泥土和一砖一瓦中寻找远古真相，其实真正走近他们，你却会发现他们又是那么普通。为了发掘众多考古学者背后触动心灵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和中国考古网联合策划“金鼎奖背后的故事”专题报道，细致解读这些研究成果。
中国考古网：韩老师，首先恭喜您的著作《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奖（金鼎奖），您有什么获奖感言吗？
韩建业：中国考古学近些年发展迅速，出版发表的论著数以千计，我的著作能够在首届考古大会上获奖，自然十分荣幸。但我想，之所以能够获奖，除了我个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接续了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就有的一项神圣使命，也就是主要依据考古学资料重建中国史前史或者上古史的使命。在这里我要向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张光直、严文明等诸位考古前辈致敬！
2014年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指导研究生
中国考古网：您的导师严文明先生在八十年代末提出“重瓣花朵”“多元一体”理论，那时您还在北大考古系读书，当时您对这一理论的提出有什么感想或是受到了什么启发？您觉得比起您的老师，您在哪些方面有突破或者说是理论上的补充？
韩建业：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严文明先生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刚发表，严先生上课时提供给我们的教学参考资料中就有这篇论文。当时关注的主要是里面涉及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状况，至于“重瓣花朵”也好，“多元一体”也好，也就知道有那么回事，并没有深刻印象，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背景，不知道好在哪里。后来本科实习在江汉，硕士生期间研究中原，博士生期间研究北方，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我对这篇论文的认识才逐步加深。终于知道，“重瓣花朵式”格局实际上就是“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既保留了此前流行的“中原中心论”的合理成分，又吸收了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精髓。
我在我这本书的后记里有这么一句话，“我的导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先生一直是我的学术领路人，我的这项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他提出的史前中国‘重瓣花朵式格局’的解读。”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主要继承自严文明先生，当然还有张光直先生。但自然也有不少是我的贡献，比如我通过全面梳理商代晚期以前的考古资料，基本理清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提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于约公元前6000年、形成于约公元前4000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存在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揭示出早期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等。我还认为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基本与古史传说吻合，并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密切相关。
2013年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皇宫
中国考古网：您曾经表示受到贝格立与巫鸿论战的影响，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并陆续发表了与“早期中国”研究相关的文章，能谈谈这一过程吗？
韩建业：在书的《后记》中我提到了，1999年是我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一个学年，当时有人让我翻译巫鸿反驳贝格利的文章，由此接触到这次激烈的争论，看到了当时的学者们在“早期中国”问题认识上的巨大差异。除了在所难免的偏见，关键就是缺乏依据新材料对整个中国史前文化的整合研究，毕竟像严文明和张光直先生那样关注并研究此类大问题的人还很少。受两位先生的感召和上述巫鸿事件的触动，我从2000年正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2004年以后陆续发表一些论文，如《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2003年）、《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江汉考古》2004年1期）、《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史林》2005年增刊）、《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2期）、《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11期）等。此外，我一直以来以中原和北方为重点，对全国范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人地关系、与古史的对证等做了不少研究。至2010年，感到有必要对早期中国问题做更为全面深入的梳理，于是就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本书即为其结题成果。
中国考古网：在书的第六章早期中国与古史传说中您尝试借**古学文化交流的现象去比对文献中的古史传说。早前您还有《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一书，您对古史传说与考古学对证研究有什么心得？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大家对传统问题的关注似乎少了，您觉得传统史学和考古在近些年是否有些脱节？
韩建业：冯友兰先生曾提到关于古史的“信古—疑古—释古”的三个阶段或三种趋势，其实这三者未尝不能视作同时并存不可或缺的治学态度：认为古史传说有着真实历史背景，就是信；承认传说资料错综复杂，真假参半，就是疑；试图用科学方法去伪存真，就是释。
中国的古史传说主要是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不要奢望这个古史体系能够囊括早期中国的全部范围，更不用说其中还有很多讹误虚夸之处。但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放弃对古史传说资料的利用。实际上这部分口耳相传至商周秦汉、经不同时期记录整理的古史资料，只要详加考辩，去伪存真，其价值不可限量。
我做古史传说与考古学对证研究，特别注意战争冲突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以及部族集团的迁徙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激烈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巨变现象，部族集团的迁徙可能会引起文化格局的明显变动，并常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它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现在传统史学和考古的确有些脱节，没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几乎不可能做好古史传说与考古学对证研究，而有考古背景的人，多半都缺乏传统史学基础。甚至不少人并未深入研究过古史，就敢随意否定古史，或者认为不涉及古史，考古学就会显得格外纯洁、科学、高贵。其实传统史学和考古的整合研究，对于复原和解释古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是需要对考古和古史都有系统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做得到。现在这方面的整合研究不多，还很难说有哪些定论，但已经取得不少进展。当然也有不少这类研究不够严谨，尤其有些人把古史传说当信史，对各个时期的材料不加区分，甚至能算出三皇五帝的生卒年代；或者有的人不懂考古，对考古学文化谱系一无所知，和古史胡乱比附。这都为古史的考古学探索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并讨论古史传说与考古学对证的问题，只有经过认真讨论，最后才有可能得出一些或许接近事实的结论。
中国考古网：这本书是否可以算得上您研究的一个总结或者里程碑？您今后还有哪方面的研究打算？
韩建业：里程碑算不上，没有那么重要，但这本书的确算得上我研究的一个总结。我今后的研究，会主要集中在早期欧亚文化圈、早期中西文明比较、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全球化的历史趋势，需要全球性的知识体系，需要全球史，需要全球考古，但毕竟欧亚大陆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最为重要，和中国文明的关系最为密切，那我就先从对早期欧亚的观察开始。能走多远并不知道，但我愿意一直走下去，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转载自中国考古网）
中国考古网：韩老师，首先恭喜您的著作《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奖（金鼎奖），您有什么获奖感言吗？
韩建业：中国考古学近些年发展迅速，出版发表的论著数以千计，我的著作能够在首届考古大会上获奖，自然十分荣幸。但我想，之所以能够获奖，除了我个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接续了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就有的一项神圣使命，也就是主要依据考古学资料重建中国史前史或者上古史的使命。在这里我要向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张光直、严文明等诸位考古前辈致敬！
2014年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指导研究生
中国考古网：您的导师严文明先生在八十年代末提出“重瓣花朵”“多元一体”理论，那时您还在北大考古系读书，当时您对这一理论的提出有什么感想或是受到了什么启发？您觉得比起您的老师，您在哪些方面有突破或者说是理论上的补充？
韩建业：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严文明先生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一文刚发表，严先生上课时提供给我们的教学参考资料中就有这篇论文。当时关注的主要是里面涉及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状况，至于“重瓣花朵”也好，“多元一体”也好，也就知道有那么回事，并没有深刻印象，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背景，不知道好在哪里。后来本科实习在江汉，硕士生期间研究中原，博士生期间研究北方，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我对这篇论文的认识才逐步加深。终于知道，“重瓣花朵式”格局实际上就是“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既保留了此前流行的“中原中心论”的合理成分，又吸收了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精髓。
我在我这本书的后记里有这么一句话，“我的导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先生一直是我的学术领路人，我的这项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他提出的史前中国‘重瓣花朵式格局’的解读。”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主要继承自严文明先生，当然还有张光直先生。但自然也有不少是我的贡献，比如我通过全面梳理商代晚期以前的考古资料，基本理清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提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于约公元前6000年、形成于约公元前4000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存在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揭示出早期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等。我还认为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基本与古史传说吻合，并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密切相关。
2013年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皇宫
韩建业：在书的《后记》中我提到了，1999年是我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一个学年，当时有人让我翻译巫鸿反驳贝格利的文章，由此接触到这次激烈的争论，看到了当时的学者们在“早期中国”问题认识上的巨大差异。除了在所难免的偏见，关键就是缺乏依据新材料对整个中国史前文化的整合研究，毕竟像严文明和张光直先生那样关注并研究此类大问题的人还很少。受两位先生的感召和上述巫鸿事件的触动，我从2000年正式开始这方面的研究，2004年以后陆续发表一些论文，如《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2003年）、《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江汉考古》2004年1期）、《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史林》2005年增刊）、《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2期）、《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11期）等。此外，我一直以来以中原和北方为重点，对全国范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形态、人地关系、与古史的对证等做了不少研究。至2010年，感到有必要对早期中国问题做更为全面深入的梳理，于是就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本书即为其结题成果。
中国考古网：在书的第六章早期中国与古史传说中您尝试借**古学文化交流的现象去比对文献中的古史传说。早前您还有《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一书，您对古史传说与考古学对证研究有什么心得？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大家对传统问题的关注似乎少了，您觉得传统史学和考古在近些年是否有些脱节？
韩建业：冯友兰先生曾提到关于古史的“信古—疑古—释古”的三个阶段或三种趋势，其实这三者未尝不能视作同时并存不可或缺的治学态度：认为古史传说有着真实历史背景，就是信；承认传说资料错综复杂，真假参半，就是疑；试图用科学方法去伪存真，就是释。
中国的古史传说主要是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不要奢望这个古史体系能够囊括早期中国的全部范围，更不用说其中还有很多讹误虚夸之处。但不能因此而因噎废食，放弃对古史传说资料的利用。实际上这部分口耳相传至商周秦汉、经不同时期记录整理的古史资料，只要详加考辩，去伪存真，其价值不可限量。
我做古史传说与考古学对证研究，特别注意战争冲突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以及部族集团的迁徙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激烈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巨变现象，部族集团的迁徙可能会引起文化格局的明显变动，并常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它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现在传统史学和考古的确有些脱节，没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几乎不可能做好古史传说与考古学对证研究，而有考古背景的人，多半都缺乏传统史学基础。甚至不少人并未深入研究过古史，就敢随意否定古史，或者认为不涉及古史，考古学就会显得格外纯洁、科学、高贵。其实传统史学和考古的整合研究，对于复原和解释古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是需要对考古和古史都有系统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做得到。现在这方面的整合研究不多，还很难说有哪些定论，但已经取得不少进展。当然也有不少这类研究不够严谨，尤其有些人把古史传说当信史，对各个时期的材料不加区分，甚至能算出三皇五帝的生卒年代；或者有的人不懂考古，对考古学文化谱系一无所知，和古史胡乱比附。这都为古史的考古学探索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并讨论古史传说与考古学对证的问题，只有经过认真讨论，最后才有可能得出一些或许接近事实的结论。
中国考古网：这本书是否可以算得上您研究的一个总结或者里程碑？您今后还有哪方面的研究打算？
韩建业：里程碑算不上，没有那么重要，但这本书的确算得上我研究的一个总结。我今后的研究，会主要集中在早期欧亚文化圈、早期中西文明比较、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全球化的历史趋势，需要全球性的知识体系，需要全球史，需要全球考古，但毕竟欧亚大陆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最为重要，和中国文明的关系最为密切，那我就先从对早期欧亚的观察开始。能走多远并不知道，但我愿意一直走下去，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转载自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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