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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青年考古论坛（第二届）纪要

发布者：人大考古 发布时间：2017-12-19 06:20:40 阅读量：
 
2017年11月18至19日，历史时期考古青年论坛（第二届）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三层会议室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台湾逢甲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论坛，并发表了各自在历史时期考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论坛共分七场，这里按场次依次简要介绍其主要内容。
 
第一场
主持人：赵俊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从韩国完州葛洞遗址看汉地与朝鲜半岛的早期交流
蒋璐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葛洞遗址是位于韩国全罗北道完州市的一处公元前2世纪初-公元前 1 世纪末的初期铁器时代遗存，该地区地处朝鲜半岛西南部，是马韩的活动区域。蒋璐利用赴韩访学的契机对这批新获材料进行了整理，她细致分析了该遗址部分墓葬出土的铁镰和环形玻璃器，认为它们都与燕文化器物十分接近，应是通过西北朝鲜乐浪中转接收到了燕文化的影响。具体来说，朝鲜半岛南部发现的铁镰刀一般基部较短、木柄呈钝角装入，特征与乐浪铁镰刀比较接近，应是受后者影响产生；而完州葛洞2、3号土圹墓中所出的两件铁镰，木柄装入的角度较平，在形制上与乐浪铁镰略有不同，而与中国东北地区抚顺莲花堡、桦甸西荒山屯等遗址出土器物相似，应是随着战国晚期开始燕系铁器逐渐向外扩散的结果。同时，葛洞环形玻璃器的形制也与燕下都的十分类似，类似器物在忠清南道扶余合松里遗址、全罗北道长水南阳里2号墓也有发现，其传播路线应是从中国或东南亚地区出发、经由朝鲜半岛北部乐浪地区而进入南部地区。结合前人对铸剑工匠和玻璃原料等问题的研究，蒋璐推论，完州地区在受到以燕系铁器和楚地玻璃手工业为代表的汉地先进文化的影响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从而为后来马韩的兴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不过，公元前1世纪以后，随着庆州一带铁矿石资源的开发利用，完州地区又急剧走向衰落，朝鲜半岛的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东南部地区。
浙江大学蒋璐博士报告

 
秦汉帝国南疆：考古学视角的长时段观察
周繁文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首先，周繁文指出，从生业模式角度，岭南地区具有陆地-海洋复合利用的特征：最早是以利用陆地资源为主，从7000年开始利用海洋资源，而自新石器晚期开始，环南海地区内部开展了日益频繁的交流与互动。接着，她对从史前至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主要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宏观的梳理，总结出其演变进程中的三个突变期：第一个突变期在新石器中晚期，以咸头岭文化、石峡文化、西樵山细石器遗存为代表，原因或与某种组织形式的人群迁徙有关，对当地影响有限，去向不明；第二个突变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以“印纹硬陶-原始瓷”为基础引发“技术-制度”变革，普及面很广，有渐进的在地化过程；第三个突变期是西汉早期，是以铁器技术为基础的“技术-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的全面变革，一种以传统的“周”文化为主体、混融了列国如楚、巴蜀、秦、越等地文化因素的新的考古学文化以广州为中心迅速席卷并渗透岭南，同时也在逐渐地适应岭南本地，产生新的地方传统，东亚内陆文化圈以外的文化因素也渐增多。在此基础上她提出，岭南考古学文化面貌最突出的特点是断裂式发展，文化演进是“裂变-静止”的循环模式，关键性的技术和社会变革都由外力引发，这迥异于岭北多数地区原生渐进式的发展模式。然后，她从秦汉帝国的角度对岭南地区的文化进行了定位：相对于中原文明，岭南长期处于其“外围”，直到西汉早期，中原文化直接进入，使其在西汉中期形成了汉文化中的岭南类型，从“外围”发展到了“边缘”。在这一过程中，她指出，只有适用于中下阶层的外来文化才能在岭南地区在地化。最后，她又提出了导致考古学文化表象的内在动因、资源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普适性等问题，指命了下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中山大学周繁文博士报告
 
嘉宾点评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朱泓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李梅田教授两位嘉宾充分肯定了女性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优势，视角独特、思维敏锐，并表现出了较强的洞察力和探索性。具体而言，蒋璐讨论的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的文化交流问题，关注到了朝鲜半岛内部北部和南部的关系，即南部通过北部与汉地的文化联系，具有一定的新意。李梅田教授指出，学术界此前对这方面的实物材料关注度不够，主要是由于语言的隔阂导致对朝鲜半岛的考古材料了解得不多；推进相关研究的重任已落到了蒋璐、赵俊杰等在韩国有求学经历、语言上有优势的青年一代学者身上。同时，他也建议蒋璐更多挖掘文献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移民经过北部、流散到南部的记录，或是加入陶器体系的对比研究，是论证更加丰满、结论更加可靠。
周繁文的报告则体现出了青年学者有意识、主动地对于历史时期考古方法论的思考，这是相较于史前考古、我国传统的历史时期考古较为薄弱的地方，此前的很多研究仅仅停留在物质文化本身，没有上升到宏观的对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分析的层面。周繁文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同时，她对岭南地区考古材料进行了系统介绍，这对于很多在北方学习和工作的学者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吉林大学朱泓教授点评
 
 
第二场
主持人：王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王孙诰编钟的乐制和器主
张闻捷
（厦门大学历史系）
王孙诰编钟出土于河南淅川下寺墓地M2，墓主人是曾担任楚国令尹的薳子冯，墓中所出铜器铭文涉及王子午（令尹子庚）、王孙诰、楚叔之孙倗三位贵族，学界普遍认为王孙诰是王子午(令尹子庚)的子嗣，因出自楚国王室，故得称王孙，当是楚人无疑。然而，通过对比近年来淅川和尚岭、徐家岭、南阳彭氏家族墓地、固始侯古堆M1、叶县旧县M4等一系列楚系墓葬发掘出土的一批保存完好的楚系编钟，张闻捷发现，王孙诰编钟的乐制组合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的其它楚系编钟截然不同，出现了“以甬代镈”、“以甬代钮”的现象，而接近于随州文峰塔 M1、曾侯乙墓、擂鼓墩 M2 等曾国高级贵族墓葬内的乐钟组合形式，应是按照曾国乐制来铸造的。进一步研究了同时期的周王孙、宣王孙、吕王孙、申王孙等含有“王孙”铭文的铜器之后， 张闻捷认为“王孙”这一称谓并不特定指向楚人，或是贵族崇尚追认高贵的远祖世系以提升自己的名望、地位的表现。虽然多数会冠以国名来作为区分，但也有将国名省略而仅称“王孙”者，如王孙诰、王孙雹、王孙遗者等。而这种省略现象目前来看并不局限于楚国，所以不能简单地依据“王孙”称呼而将王孙诰隶定为楚王之后。实际上，从乐钟制度的线索来推断，王孙诰有可能是与随州季氏梁所见周王孙季怠一样，属于姬姓曾国贵族，薳氏家族墓地中也出土有大量曾国铜器。
厦门大学张闻捷博士报告

 
马王堆汉墓遣策与丧葬礼仪的再思
田天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自战国至中古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清单——“遣策”，因内容单一，往往被认为缺乏思想性内涵。田天则认为，遣策是出土文献中与生死观关联最为紧密者，也是连接丧葬仪式与传世礼书的重要结点，对遣策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更进一步理解丧葬仪式本身。她选取了数量较多、墓葬等级较高的马王堆M1、M3出土的遣策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马王堆M1 和M3遣策的观察，田天发现，遣策的书写时间可能早于随葬品准备，用于椁室空间的规划和随葬品入圹时的核对。小结简虽与其他遣策编连在一起，但其形制和字体都与一般遣策不同。同时，遣策上常见的勾画符号，即核对入圹器物的标识；还有一种“雠到此”的标注，字迹潦草，表明“（随葬品）清点到这里”；一些书写工整的遣策上还往往有随葬品更改的后加字迹。从这些迹象，可以复原遣策的书写、编连、核对过程，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就至少存在两次清点。此外，与遣策配合使用的，还有悬挂于随葬品上指示内容的签牌。到西汉中后期，遣策逐渐消失，签牌还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田天博士报告

汉代胡人俑座陶灯研究
宋蓉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
胡人俑灯是以胡人俑为造型主体，将功能部件——灯盘有机融入其中，用以照明的陶质灯具。宋蓉首先从器物入手，发现陶灯器型和胡俑造型均具有相对统一的形式，演变具有一定规律，以东汉前期为界，之前较为多变，之后逐渐统一。在地域上，广州，即汉代的番禺，是胡俑灯分布的中心，数量多、延续性强，特征鲜明；合浦、贵港、梧州等岭南诸地相对集中，其余湘、桂等地则分布零散，但各地的器物风格、制法，均与广州具有极大共性，同时各具地域特色。结合对同时期陶俑出土地点和风格、制作手法的分析，她认为，这类陶灯大多为本地烧造的产品，广州之外多为融合当地元素的仿制品。而陶灯从广州向外的扩展过程则体现了中原开发岭南沿线地区彼此之间的文化互动。
接着，通过对广州地区墓葬背景的分析，宋蓉指出，随葬有胡俑陶灯的墓葬，多属同期墓葬中规格较高者。联系西汉中后期岭南发展的历史背景，她认为这类墓主中可能有奉派至岭南的汉人官吏、跋山涉水南下贸易的中原商贾以及汉化的越人仕商。胡俑灯在墓葬中的功能意义与中原的豆形灯是相同的，只是融合了域外文化影响而增加了“胡俑”因素；在东汉以后又回归为汉文化意味更纯粹的豆形灯。从兴起时间、使用人群上来看，胡俑陶灯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原胡俑铜灯的造型风格与形式。
最后，宋蓉将胡俑的形象分成了代表汉人文化传统中的胡人意象、与当地南海甚至印度沿岸土著民族的形象两大类。这两种形象彼此有融合，始终见于汉代以后历史时期对外来者的描写中，旨在表明其外来的身份。联系陶灯中多神仙瑞兽形象的现象，她认为汉代胡俑的身份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奴隶，而是有着其他的可能，可能与南海的交往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京联合大学宋蓉副教授报告
 

嘉宾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白云翔研究员指出，三场报告都是从细微处入手去探讨大问题，都带有方法论的思考，十分关注历史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观点均可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透物见人的基础是要先研究清楚“物”，把“物”放在考古学背景下去研究，才能尽可能接近历史本身；而现象所体现出的“同”与“不同”，则是历史时期考古很重要的切入点。对于三位青年学者的研究，白云翔研究员建议张闻捷考虑铜器本身的工艺技术和细部上的联系和差异；建议田天关注近些年新发掘出土汉墓中的遣策，如海昏侯墓、张安世墓及青岛新出汉墓的相关材料，放在一起比较深入研究；建议宋蓉考虑墓葬随葬品的功能与文化、社会含义的关系，如陶灯是日常生活或生前使用中的实用器、还是专门制作的明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杭侃教授认为，三位青年学者的研究都十分精彩，信息量很大，极富启发性。对于宋蓉的研究，他建议要更加明晰地分辨和使用“座”与“坐”二字，胡人的问题十分复杂，内容上应尽量删繁就简，强化主干部分；对于田天的研究，他指出历史正是在细微处才生动，遣策的确应具有一定规划性，其含义与汉代死亡观念的关系还有更多可能的探讨空间；对于张闻捷的研究，他肯定了作者对现象的观察，但提出在解释层面要考虑到多种可能性，不能轻易否定先前的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聆听发言
 
第三场
主持人：耿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汉代墓室天象图的几个问题——从新出渠树壕壁画墓星象图说起
王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在墓葬中表现天象的观念虽然由来已久，但较为系统的墓室天象图，还是要到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墓葬结构的变化，横穴砖室墓的逐渐兴起和成熟才真正出现。较早的空心砖墓只能将天象连续地绘制于长条形的脊顶中，制作者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发挥，致使四神呈情景式地奔腾于行进队列中，星象图无法系统地展开。尽管穹窿顶更能代表天的形状和观念，但当时的制作者似乎不太善于处理分脊分坡的整体构图，穹窿顶中的天象图往往还是分成四个部分，并不连续，每一方向或有代表的星象，其他的则显得零散。最为系统的星象图出现在券顶之上，制作者更多考虑的是其自身的系统而非载体的局限，其本身应该有一个较为固定的传统和模本。这种传统在两京地区最为突出，在一些边远地区的传播也相当值得注意。四神的形象和配伍在新莽以前并没有完全定型和成熟，甚至与另一个传统的四方神参杂使用。新莽以来由于北方玄武形象的定型，四神配伍成熟，但在之后的星象图中仍能看到传统的延续和影响。四神和二十八宿的图像有各自的体系，很多时候又合为一个系统，这种配合既有调适又有发展，与后世完全合一的体系还有很大不同。除了模拟星空之外，星象图还有更为明确和具体的丧葬功能和意义，表现了许多神灵和神仙的形象，反映出当时一般观念的影响。以陕西靖边杨桥畔渠树壕东汉壁画墓中壁画为例，其中三垣、天市、天旗、伏羲、女娲、司命及司禄等星官的位置与布局，与史记、汉书等史书的记载都略有出入。王煜认为，目前所见的墓室天象图大多零散，除北斗等较为重要的星官外，通常是随意为之。少数较为系统的星象图，内容完整，布局讲究，应有一定的来源和粉本。但即便是最为系统的星象图也往往受制作、审美、墓室结构、神话传说和意义表达的影响而有所改造和调适，是天文文化与各种传统文化和丧葬文化、信仰结合创造的结果。
四川大学王煜副教授报告
 
西域汉晋箱式木棺略论
陈晓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西域地区汉晋时期普遍流行使用箱式木棺，大多集中发现在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一般认为与汉文化的传播有关。陈晓露提出，这一看法大致无误，但对这类葬具不宜简单化看待，仍可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她将西域地区汉晋时期的箱式木棺分为平顶平底型、平顶四足型、凸顶平底型和平顶无底型四个类型，总体上表现出从素面到棺表施加彩绘的发展趋势。在性质上，平顶平底型较为简单，墓葬形制多为地表有土石结构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品较难看到汉文化的影响，可能与张骞凿空之前匈奴、月氏等草原民族在西域的活动有关，年代可能较早；平顶四足型是西域本地特有的形制，多与树干型木棺共存于一个墓地，西域本有使用四足葬具、家具的传统，平顶四足木棺可能是树干型木棺与汉文化箱式木棺融合后出现的，并间接受到了后者使用长方形小腰、覆面、鼻塞、纺织物裹身等习俗的影响；凸顶平地型是典型的汉人葬具，与河西同类木棺形制如出一辙，其使用群体应是来自河西的汉人移民，与北新道的开辟直接相关，对楼兰的贵霜移民亦有影响；平顶无底型则应是西域本地早期无底树干型木棺发展而来，河西地区魏晋时期有使用棺床与棺罩组合的习俗，可能也来源于西域的影响。箱式木棺在西域地区一直沿用到唐代，仍是四足形制，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反映出西域并非只是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也将外来文化因素吸纳融合、创造出本地特有的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陈晓露副教授报告
 
从棺内置镜到墓室悬镜——论唐宋之间铜镜在丧葬中功能的变化
陈灿平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学术界对于铜镜的研究大致有两个取向，一是传统的对文物本体的研究，二是把铜镜作为墓葬的随葬品，期冀由物及人，探讨铜镜反映出的社会问题。陈灿平更赞同和倾向于后者，但指出目前的相关研究又过度强调了碎镜、悬镜等铜镜在墓葬中的特殊现象，导致结论有失偏颇。他在梳理了从汉代到明清时期墓葬中使用铜镜习俗演变脉络的基础上，对唐末五代以来墓室悬镜现象的区域与时代、墓主的身份民族及信仰、悬镜方式与类型、壁镜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古学分析，最后探讨了悬镜的渊源及其含义。
整体而言，墓室悬镜是唐宋之间伴随着墓室结构变化而新出现的一种特殊的丧葬用镜现象，它的出现与丧葬世俗化、墓室宅第化的加趋、风水堪舆术的盛行有关。北方地区的墓室顶镜发现较多，主要见于五代、宋、辽、金、元诸时期，与仿木构砖雕彩绘壁画墓流行的时代、地域重合。这一类悬镜首先与殿堂、居室藻井中的悬镜有关，其渊源可追溯至汉代的莲花藻井，含义至少有压火和象征光辉两种。而南方地区更多是棺椁悬镜，或可如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棺盖悬镜”条所言上溯至汉代的漆面罩，照尸破暗应该是其基本的含义，与北方系统的悬镜含义不同。
最后，陈灿平强调，在丧葬含义上，铜镜不宜与某一种宗教联系起来。铜镜可反光、可照面，无论是佛教的业镜还是道教的照妖镜都源于古人对镜子光辉、映照这一本质的认识。
河北师范大学陈灿平副教授报告
 
嘉宾点评
白云翔研究员认为，三位青年学者的报告，选题重要、材料丰富，并且在研究思路上能够为汉唐时期考古研究带来很多启发。王煜研究的意义不仅在对墓室天象图本身的研究，更应该与近年来历史学界出现的“图像史学”的研究潮流结合起来思考。在历史研究中引入图像资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但我们对图像的局限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图像源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写照；但相当一部分图像在创作的过程中有艺术性的调整，有很多夸张、变形或简化的成分。正如王煜所说的，天象图属于墓葬装饰的一部分，其绘制者并非天文学家，而是依据一定的底本或粉本创作，并因空间、表现方式的限制而进行了一定的调试。陈晓露的报告是对汉晋西域箱式木棺一项综合研究，其长处在于将西域放到更大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环境中去讨论，指出文化间的联系并非简单直接的影响，而是具有很多的路径和复杂性；同时建议除了棺顶和足部形制外、还要考虑头挡和尾部高低的差异，阿富汗木棺的形制和结构不是很清晰，尽管墓中出土有铜镜等汉式器物，但主体因素仍是本地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也仍需要进一步讨论。陈灿平的研究对过去不太关注的一些现象进行了考古学的解读，并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是十分难得并值得肯定的；同时指出报告关涉的时间跨度相当长，汉代的面罩或称温明与晚期材料的中间缺环较大，海昏侯墓等实际发现的温明实为璧而非铜镜，文献对霍光墓的说法是否属于特殊情况，仍需进一步考虑；另外，墓室悬镜是一种特殊现象，虽然的确未必一定与佛教或道教有关，但其背后的特殊含义仍值得探究。
杭侃指出，王煜的论文涉及的到底是天图还是天象图需要辨别。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值得深思。天，古人很重视。古人对天的重视由来已久。我们认为天象图到底指涉的是抽象的天，还是具体的天象。古代天和人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二十四史都非常重视天文志，但并不是给普通百姓写的。但对天的关注，是人人都有的。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的时期，但汉代人仍有“天人合一”的观念。陈晓露的研究对箱式木棺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划分和分析，但仍使用了“汉晋时期”这种模糊的说法，新疆的年代序列仍未建立，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薄弱环节，仍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解决这一考古学基本问题；在表述方式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带有汉文化中心色彩的措辞需要斟酌；结论的提出也过于直接，材料与结论之间还需要更多的论证。陈灿平的报告属于综合研究，关涉跨度较大，建议注意一些细节问题：如铜镜尺寸、功用上的差别；共出的悬镜和破镜的区别和联系；塔内或墓室内等不同出土环境中的悬镜是否代表不同含义。
北京大学杭侃教授点评
 
第四场
主持人：陈晓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东汉墓地建筑的两种传统及其互动
魏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东汉墓地建筑可以清楚地划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从属于高等级墓葬、位于墓葬一侧的院落式高等级墓地建筑；二是从属于等级较低的中小型墓葬、独立、规模较小的单体简易墓地建筑，所处位置大都在墓前和墓道口上方，或直接与墓葬封土融为一体。二者属于两种不同的墓地建筑系统：前者是结构复杂独立于墓葬之外的祭祀场所，在实际操作的祭祀礼仪中，祭祀对象是专门设置的“神主”，结构也多是仿制墓主生前的居住环境，带有浓烈“寝庙”的色彩；后者在祭祀礼仪中的对象是直接面对地下埋葬的墓主，不需要另设“神主”。两类墓葬的墓主和建造者来自不同阶层，两种祭祀形式也拥有不同的祭祀思想和源流。但从两者的源流发展来看，他们又是彼此影响，相互交融的。
魏镇认为，一方面，东汉中小型墓葬的墓地建筑在形式上是对上层高等级墓地建筑的模仿，另一方面它又保留了自身传统所带有的祭祀思想，因而在物质层面上呈现出墓地建筑与墓葬本身的直接结合。对于东汉高等级的墓地建筑以及帝陵来说，墓主群体自身曾经生活于下层社会大环境中，当他们跻身上层社会后，把原来所处的文化传统因素也带入现在的文化层面中。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影响明显却不完全，上层统治阶层的文化俨然具有它强大根基，从而使得统治阶层的祭祀文化传统受到冲击而不被完全改变。
通过对墓地建筑的观察，可以看到汉代社会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相互碰撞，彼此借鉴又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特性。阶层之间的烙印不仅体现在政治制度上，更体现在文化层面上。东汉墓地建筑以物质面貌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东汉社会的复杂面貌以及两个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魏镇报告
 
试论魏晋南北朝墓葬中的牛车、鞍马模型
马伯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6级硕博连读研究生）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墓葬出土牛车、鞍马模型的系统梳理，结合墓室壁画内容的对比，马伯垚发现，汉末至西晋和东晋十六国以后的墓葬中，牛车、鞍马模型的含义并不相同。
汉末至西晋墓葬所处这类模型，表现出四个特点：第一，其同出的随葬品中均有不少生活模型明器，而同出的陶俑、青瓷俑却大都很少，难以形成仪卫队列；第二，陶俑、青瓷俑姿势接近侍仆或车服，并非手持羽葆、伞盖、剑盾等仪卫工具；第三、部分受扰动较小的墓葬显示，牛车、鞍马模型与生活模型明器常混在一起摆放；第四，部分南方墓葬发现船只模型，与牛车、鞍马模型属同一类，却并无相关仪卫记载。据此，马伯垚认为，这一时期的牛车、鞍马模型，表现的应当只是墓主人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其属性应当与仓、井、灶、鸡、狗、猪等模型明器一样，仅是对后者的补充，共同表现墓主人的庄园生活财产。
东晋十六国时期，随葬出行仪卫俑的墓葬开始增多，地域也渐宽广，仪卫队列中沿用了前代常见的牛车、鞍马模型。到了南北朝时期，墓葬中的牛车、鞍马模型，几乎都伴有规模庞大的仪卫队列俑群出土，显然此时这类模型性质已经与早期有所不同，作为出行仪仗的含义被凸显出来。
同一类器物在不同时期墓葬中有不同的含义，反映了前后之间丧葬观念的一些变化。汉墓中原有随葬仪卫出行内容的传统，如汉墓壁画发现了很多车马出行图，魏晋时期中断了这一做法，一方面可能与魏晋崇尚薄葬的观念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是魏晋时期车架卤簿制度改变，马车已被弃用；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新的仪卫体系逐渐建立，墓葬中又恢复了随葬牛车鞍马模型的做法。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马伯垚报告
 
大同北魏封和突墓所出银盘考证
付承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封和突墓鎏金银盘的人物形象，学术界存在巴赫列姆一世、贵族、猎者等不同的说法。狩猎是萨珊皇室的标志之一，因此在目前所有的萨珊银器上出现的猎者多以萨珊国王的形象出现。付承章指出，判断封和突墓银盘上的人物是否为萨珊国王，应主要从萨珊银币上的王冠着手。巴赫拉姆一世的王冠特征与位于封和突墓银盘人物前额上方的触角形双球饰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银盘中的人物并非巴赫拉姆一世，其身份等级应和国王划清界限。萨珊王朝的上层阶级共分四个等级，通过对冠饰的比较，可以看出：封和突墓银盘人物头上没有萨珊社会第一等级的标志物球形冠，和第二等级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脑后的飘带，而这是第三等级所不具备的特征。具体分析可知，人物前额上方的一对触角形双球饰及面部朝向应当和处于萨珊社会第二等级的王子有关。根据对人物动作、猎物及共出器物等元素的判断，他认为，封和突墓鎏金银盘的产地应是位于伊朗东部地区的波斯属国。通过对人物所戴冠饰、腰带饰及腿部垂饰的分析，银盘的时代可能在3世纪后半叶。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付承章报告
 
山西榆次明清墓葬出土人骨所反映的性别差异问题
侯侃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14级博士研究生）
报告是对2011年山西榆次发掘的一批明清墓葬出土人骨材料进行的性别考古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生物考古学研究。这批墓葬共142座，侯侃对其中174具骨架进行了人骨现场鉴定，结果显示，该墓地性别比是146：100，远高于人口学中出生性别比一般值域，即男女比在102-107：100之间，他推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当地重男轻女的观念和溺婴的习俗有关；；女性死亡年龄结构中，壮年期所占比例较大，推测由于壮年期女性属于育龄女性，可能是围产期死亡所致。
这批材料中保存较好的70具成年人骨骼，侯侃又进行了古病理学研究，首次在考古出土材料中，确定了女性缠足人骨标本。他指出，缠足该女性骨骼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跖骨存在着明显的纤弱化趋势，跖骨体明显变细，跖骨头也减小。跟骨体中部的出现了较显著的纤弱化趋势，使得跟骨的性状显得像近端（跟骨结节）、远端（跟骨体前部）比中间部分（跟骨体中段）更宽大的哑铃状。有的关节面出现了严重的关节炎表现，出现周缘骨赘、多孔状侵蚀甚至关节强直。通过关节骨性关节炎患病率的两性对比，侯侃发现，下肢关节的患病率两性差异比较明显，男性患病率要比女性高；而上半身关节的患病率两性基本一致。这些现象暗示着两性存在着明显的分工。
最后，侯侃对在历史时期考古中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价值进行了阐述，提出后者在佐证历史文献、发现未知真相、了解平民生活、全面复原历史图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侯侃报告
 
青年学者点评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赵俊杰副教授指出，马伯垚的研究运用了一种动态的视角来对材料进行长时段的解读，这是值得肯定的，材料的收集也比较全面，能够比较好地支撑结论。同时，建议一些细节方面需要注意，如十六国时期出土仪卫俑的材料并不少；墓葬中无顶棚的牛车相比起有顶棚的可能更始于展现威仪，数量也不少；个别引用并非一手材料。付承章的报告是一个典型的图像学研究，旁征博引，结论对银盘时代和产地的判断是可以接受的。有几点需要注意的：一是在讨论人物形象的细节特征时，征引对比的例子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墓葬中的器物组合可能来源未必相同，如银耳杯形制简单是否有本地仿制的可能性；三是银盘的流通渠道还需要细致的考虑。
吉林大学赵俊杰副教授点评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煜副教授认为魏镇的报告十分有挑战性，他尝试将高等级陵寝制度和下层墓祭这两个系统在东汉时期这个节点整合起来，并考虑上下层之间的互动，研究视角十分巧妙，有一定意义。这一研究操作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材料仍比较匮乏，特别是东汉陵墓方面还很不清楚，画像石祠堂的情况要稍微清楚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下层虽然墓祭开始得较早，但上层也具有立庙祭祀的传统，二者之间究竟如何影响，建议也许可以考虑连结上下层之间的中间阶层，比如汉代产出官吏的一般豪强群体，一方面他们可以进入统治阶级，另一方面也能够引领社会风气。侯侃的研究是对历史时期考古材料为对象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需要在很多学科已经取得不少认识和结论的基础上开展，难度相当大，但揭示出来的现象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如这批材料表现出男女性别比悬殊巨大，背后的原因值得探寻。报告在对数据现象的分析值得肯定，但在解释层面上，建议考虑更多的可能性。
四川大学王煜副教授点评
 
第五场
主持人：张剑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斗城考
朱磊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汉长安城、明南京城的城墙设计采用了象征南斗、北斗的“斗城”形式。明北京城前三海、后三海与故宫护城河共同构成了环绕紫禁城的北斗形状，朱磊认为其平面形状和“紫禁城”之称都不是偶然。同时，同样作为汉人统治下大一统时期的都城，洛阳却没有“斗城”之说。朱磊指出，在中国古代君权天授、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王权要跟上天发生感应后，才能拥有统治的合法性。因而，中国古代都城有象天设都的布局原则和居中设都的选址原则。古代天人感应的理论中以天的中心，即北斗圈定的紫微垣象征天地的居所，那么地上帝王的居所也应是地之中心。斗城的表现形式正是“象天设都”思想的体现，其营建思路有着更深层次的宗教意义。洛阳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位于天下之中，本就是帝王建都的理想地点，所以不需要再以“斗城”的形式感应上天。而那些没有条件把都城建在洛阳的政权，则采取将政治核心营建成北斗的样式，就是一次人间中心系统的重新校正，其目的是为了表明：虽然当今统治者之居所不在天下之中的洛阳，但是依然与天上之北斗形成感应，从而与天意相通。
 
山东大学朱磊博士报告

古城性质考订中的文献应用
马孟龙
（复旦大学历史系）
马孟龙首先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于受到当时编写条件的限制，存在很多的问题。传统地志文献的“层累”则导致了年代越早的城邑定位越不准确。他认为，当今古城址的定位方法应从传统的以“文献考证”为主，转为以“城址调查”为主。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基础的考古调查工作，发现和确定了许多有精确定位的城址，为定位历史古城提供了全新的坐标和参考系数。他认为，基于这些基础考古资料的获得，由此出发重新编订汉代历史地图集的时机已经成熟。当然，要确定考古发现的城址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些城，仍需要依靠传世文献，这也对传世文献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再简单停留于史料排比，而是要提取出文献中与城址的地理定位相关的信息。
其后，马孟龙以宁夏盐池县张家场古城的考证为例来具体说明。张家场古城遗址发现于1984年，是目前宁夏所知规模最大的汉代城址，遗存十分丰富。从发现开始，很多学者将它判断为战国-秦汉时期北地郡昫衍县，并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然而，马孟龙认为，这一结论从地理空间角度来看存在极大疑点。昫衍本为秦穆公征服的八戎之一，秦霸西戎后设置昫衍县。春秋战国时期秦的势力范围大致在今甘肃天水盆地到陕西关中中西部，距离盐池十分遥远；据目前学界的研究，除昫衍外的其他七戎的方位，基本都在秦国势力范围周边。在张家山汉简《秩律》中，“昫衍”和“昫衍道”二名同时出现，说明它们当时都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南，而盐池远在昭襄王长城以北。因此，从空间方位来看，明代地志文献关于昫衍县在盐州的记载应该是错误的，在唐代《括地志》中只有盐州是昫衍戎活动地域的记录。
从张家场古城本身来看，该城址及其周边文化遗存的时代特征俱是汉代中后期以后，没有战国或秦时的遗存。《读史方舆纪要》曾提到汉代龟兹县在宁夏盐池，因文献中曾提到龟兹县产盐；结合《水经注》对奢延水等水系的记载和历史时期毛乌素沙漠古环境的变迁，以及《后汉书》所录张奂占据龟兹史事，马孟龙认为，张家场古城应是汉代的龟兹县。张家场古城出土“龟兹城印”的封泥也印证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马孟龙副教授报告
 
东魏北齐邺城和西郊陵墓的布局研究
沈丽华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邺城遗址的全面考古工作开始于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迄今已持续开展了三十余年的工作，基本理清了邺城遗址平面布局，同时也对邺城西北的磁县北朝墓群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工作，并发掘了一些重要的墓葬。
沈丽华对邺城考古工作目前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进行了介绍。东魏北齐邺城大体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由通过各个城门的干道形成路网结构。这些在整个王朝时期应未有大的变动。变化较多的主要是宫城格局，包括宫城城墙的位置、重数和宫殿建筑等。此外，分布于各个里坊内的官署、宅邸等在不同时间段也多有变动。邺城西郊陵墓区发现的东魏北齐墓葬数量众多，根据墓葬规模可分为特大型墓葬、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四大类。结合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的演变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现有材料来看，漳河南岸的墓葬中东魏至北齐初期墓葬一般分布在距离邺城较近区域，北齐中后期墓葬分布在距离邺城较远区域。邺城西北部位于今磁县境内的墓葬分布规律性较为明显。总体而言，整个东魏北齐时期墓葬形制上的演变不如想象中的剧烈，更多是通过墓葬的规模反映等级的差异，在器物的类型上区别也不大。
沈丽华认为，就邺城来看，都城和陵区是东南和西北的位置关系，和洛阳是一致的，可能是历史传统的因素。泾阳和邺城之间的交通路线上分布着陵墓区、响堂山石窟、摩崖刻经、瓷窑址，说明这些遗址在选址上可能和交通路线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沈丽华博士报告
 
嘉宾点评
魏坚教授指出，这一组研究是关于汉魏北朝阶段的，这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时期考古中着力最多，也是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界成果最多的领域，几位青年学者报告所涉及信息量之大、研究程度之深入，不输前辈，可谓后生可畏。朱磊探讨的北斗信仰对古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汉晋以来形成的这个传统对后世影响极大，很多辽金时期小型墓葬中随葬的钱币也会摆成北斗的形状。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具有现实价值。但对学术研究来说，北斗是理念是先于形式存在还是建城之后又附会的，值得深入考虑，研究的切入点仍需仔细梳理。马孟龙将城址问题从空间方位去考察的视角十分值得借鉴，同时他提出的学科间的结合无疑是将来学术发展的方向，跨学科也无疑是未来学者的必由途径。沈丽华的报告材料非常丰富，信息量堪称巨大，涉及到传统理念、都城形制等问题很有意义，无疑需要长期持续的研究，建议从听众角度出发报告最好集中于一两个点。
李梅田教授指出，三位青年学者是分别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古代城市。沈丽华的报告是正统的城市考古研究，建立在长期的、艰苦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他考虑到了城市与墓葬的关系，用邺城和泾阳之间的线路将当时的城市、墓葬、摩崖石刻等重要遗迹联系起来，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观点。在此思路下，以后还可以试着考虑从文化或者礼制的角度讨论这种布局的源流问题。马孟龙的报告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城市，谈到了城市研究的基本问题，比如历史研究如何与考古研究对应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文献的应用。运用地方志、各个时期的地图加上田野调查等方法，这与城市考古的方法是一致的。朱磊的报告更接近思想史的研究，这种视角十分重要，但需要注意汉长安城不是一次建成的，它的建城理念是从何而来的值得重新思考。“斗城”的说法还需要用更多的材料，包括历史的、考古的证据，才能共同把城市的营建过程阐述得更清楚。
 
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点评
 
第六场
主持人：李建纬（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
 
吐蕃印章初探
李帅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吐蕃使用印章在汉、藏文献及金石材料中早有零星记载，但长期缺乏实物证据。藏学界对敦煌等地出土的古藏文卷子进行研究时已经注意到其上存在的印记，但并未进一步考察。李帅认为，目前学界对吐蕃印章的研究还局限于功用和传世印章的考察，对吐蕃印章的类型、特点及渊源等问题缺乏研究。
目前发现的吐蕃印章的文物考古材料可分二类：吐蕃古藏文卷子上的印章痕迹和吐蕃印章实物。依据印面形态，吐蕃印章可分为方形印和圆形（椭圆形）印。根据印章上的文字以及印痕所在文书的内容和性质可以判断印章的性质。方形印主要为官印，尺寸较大；圆形印普遍为私印，尺寸较小。吐蕃印章的印文以阳文为主，亦有阴文，图像和藏文的结合为基本格式。
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境遇，吐蕃印章受到了东、西方印章文化的双重影响，李帅认为，官印因受到汉地官印制度的影响而采用方形；西方印章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印文对图像的使用以及私印所普遍采用的圆形印面形态。同时吐蕃印章也加入了自身的文化因素，如藏文、吐蕃人形象等，最终形成了一套兼具外来与吐蕃自身特色的印章系统，为西藏印章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吐蕃私印普遍采用的圆形印为后世所继承，成为藏族传统印章最主要的印章形态之一。吐蕃印章使用图像的传统亦流传下来，西藏本土的印章仍然大量使用图像，但已经具有浓厚的佛教特色，更具民族性和地域性。
 
四川大学李帅博士报告
 
昭陵十四蕃君长像的形塑
耿朔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首先，耿朔指出，目前已有的关于十四蕃君长像的研究，主要是将出土实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重在复原蕃君长像排布方式、考释像座题名、分析立像动机、考察石刻意蕴，并由此讨论唐初政治、族群等问题。而他的研究则意在十四蕃君长像的视觉形式本身，即它们的塑造是真实性和理想化的调和。他认为，十四蕃君长像的树立意在纪念个人功业。由于蕃君长像指向具体的一个人，因此其创作恐怕有异于一般神道石刻中的文臣武将的概念化表现。昭陵六骏有太宗铭赞和画稿作为参考，但是创作者所面对的蕃君长的个人信息并不均衡。在塑像时，有的蕃君长已经去世，有的从未到过长安。因此，创作者需在写实和理想化之间调和，一方面将十四人在外形上塑造出大体和谐的效果，另一方面注重突出彼此间的差异。但是彼此间的差异是代表人种和地域还是直接关联个人特征，还有待于更多实物材料的公布。
耿朔认为，对十四蕃君长中已过世或从未到过长安的人来说，为其塑像所依据的信息最可能源于官方对外邦人所做的文字和图像记录。唐廷既为到都城的外邦人做记录，也曾派出使者采访各国风俗，画图以进。这些官方记录存于中央，既可为史馆用于写史，也可为将作监制作陵墓雕像提供参考依据。他认为，艺术创作是如何将想法或文本转化为可见的视觉形式，可以说是设计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步骤，由此还可以引申出更多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耿朔博士报告
 
魔神之变：鬼子母信仰在中国的变容
袁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鬼子母，又名诃利蒂（Hāritī），本为印度神话中猎食人类婴儿的女魔；在佛教传说中，其因受佛祖教诲而皈依佛教，转而成为护法神众与妇婴保护神。诃利蒂（Hāritī）作为经典的佛教母神，广泛出现发现于印度、中亚，多表现为怀抱幼儿的慈母形象。根据陆上丝绸之路沿线所发现的鬼子母形塑形象，可以大概勾勒出分别以龟兹和于阗为中心的南北两条至敦煌-大同-西安的东传路径，以及护法神众和姻缘故事两种形式的传播模式。在护法神众的表现形式中，鬼子母多以夫妇组合形象，对称分布在庙门或者佛祖护法图中。此间在于阗、龟兹发现的鬼子母形象具有浓厚的印度女神样式，满月脸、坐姿等都与印度、中亚在公元2世纪的造像有极大相似。这种夫妇护法神形象继续向东传播，至公元5-6世纪到达山西大同时已是强弩之末，北魏与于阗、龟兹有较密切的往来，云冈石窟第9窟的鬼子母造像可能因此受到来自西域的影响，但此时的“夫妇”性别特征模糊，自公元6世纪后，中原地区鲜见此类夫妇并座样式。此外，还有一种配偶缺失、多子环绕的单体母神形象，在已知的陆上丝绸之路遗存找不到源头。将目光投至海上丝绸之路，梳理这一地区的鬼子母资料，可以大致发现一条经过印尼群岛，马来半岛的传播路线和此类多子环绕单体母神的源头。通过海陆丝绸之路，在公元5-6世纪，鬼子母崇拜基本完成其向中原的传播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形塑体系，在8-9世纪，则进一步与本地传统融合并定型单体雍容母神形象。随着鬼子母神职和信众的扩大，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眷属侍众体系也应运而生。但元明以降，其送子延嗣的职能逐渐被边缘化。与之相对，中国本土宗教将其眷属模式加以沿用扩展，形成了体系庞杂、支脉众多的娘娘信仰和乳母崇拜。通过上述研究，袁泉认为，借由海陆交通，鬼子母信仰逐步完成了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在于本土文化融合重组后完成了形象特征与供奉仪轨的本土化。她指出，以鬼子母的传播为例，或许可从一个侧面勾勒佛教东传过程中信仰交融和文化互动的大致面貌。
 
首都师范大学袁泉副教授报告
 
嘉宾点评
李梅田教授认为三篇报告都很有趣味。吐蕃印章的研究属于典型的考古学研究，学术界此前对吐蕃印章的关注较少，如今川大做了很多工作、整理了大量材料，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有很大贡献。耿朔的研究是典型的美术考古研究，通过实物与文献讨论形塑问题，学界此类的研究不多。耿朔提出的视觉形象的真实性与理想化的问题很有思考价值，报告最后引申的问题也很值得思考。鬼子母形象的遗存数量非常多，袁泉将其甄别、收集起来，十分难得。做这类材料要注意两点，一是它与佛教的关系，二是它的民间性。鬼子母因有送子功能更容易在民间传播。此外，海路早期和晚期的重要性是不一致的；鬼子母早期形象在不同地域上的关系也值得注意。
魏坚教授认为三位青年学者都采用了全新视角和方法，非常有启发性。吐蕃印章的类型学分析很到位，还可以继续研究，比如不同图像对应的主人级别、图像有没有年代变化等问题。耿朔对美术史方法的运用十分纯熟，值得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十四蕃君长这一材料还涉及到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等关系的问题，也可以尝试做复原问题等的探讨。鬼子母的研究题目十分宏大，袁泉的报告从鬼子母到九子母的转化梳理得相当清楚，不仅考虑到文化的传入，还考虑到反方行的回流，研究细腻深入。
 
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点评
 
第七场
主持人：袁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孝子何为——从空间形式看晋东南地区宋金仿木构墓葬中的孝子图
丁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首先，在学术史回顾中，丁雨认为孝子图的研究经过了辨识、考识、溯源等关注点的变化，孝子图背后的问题意识也逐渐由对材料的探讨上升到社会意识变迁的整合、思想的传承还有文化传播等方面。其次，他指出，孝子图首先是一种涉及视觉的美术作品，信息量不仅包含于内容题材中，也体现在空间特征和形式要素中。在晋东南地区，多数墓葬中的孝子图属于辅助纹饰，但是在空间布局和形式安排方面，分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孝子图虽然是次要图像，但是占据了主要壁面。第二种情况是在作为基本结构的门窗之外，孝子图和生活情景图几乎并行。第三种情况是孝子图在次要位置出现或者完全不出现。这几种情况说明孝子图在空间位置有主次分明和平均分布两种形式同时存在于晋东南地区。
孝子图功能和流行的原因，丁雨将其归于墓主背后家庭对于孝道孝行相关思想的认同。晋东南地区的孝子图应该存在着多套底本，并各自在一定的区域内有一定的影响力。丁雨认为，孝子图像尽管可能含有多层次的隐喻，但是从晋东南地区墓室空间安排的位置来看，孝子图逐渐占据更加显眼的位置，渲染氛围的意图更明显，这更应该表现的是子孙的“孝”而非墓主人的“孝”。从整体来看，它渲染了墓室中“孝”的氛围，与墓主人表现的护佑子孙之“慈”形成了互动与对应。在一些墓葬中，它可能还有替代或模拟生者行孝的功用。
 
北京师范大学丁雨博士报告
 
宋元时期建筑屋脊的艺术形象——以考古资料为中心
王子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代建筑常被人们认为是“三段式”的。王子奇指出，长期以来，建筑史界所关注的问题集中于木构特别是大木作方面。占据了“三段式”古建筑三分之一的屋顶部分——特别是其屋面瓦件，也就是古代建筑瓦作的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的境地。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和材料的积累，大量建筑遗迹和遗物以及墓葬(仿木构墓葬及墓室建筑形象壁画)、窑址的考古发现，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屋顶部分提供了线索。他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屋脊可以概括地分为脊身和脊部装饰两个大的部分。自宋元至明清，屋脊脊身的制作工艺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由使用垒脊瓦垒砌的脊身转变为使用预制的脊筒构件。同时，宋元时期建筑脊身还包括脊身的刷饰如泥脊白道、墨煤染脊等装饰工艺，都可以结合《营造法式》等文献的记载和传世绘画的形象资料进一步了解。
屋脊的脊部装饰包括几个部分，较为核心的为鸱尾(鸱吻)、脊兽、套兽、嫔伽、蹲兽(走兽)等。他认为通过考古发现的材料已经可以初步建立起唐宋时期鸱尾(鸱吻)形象发展变化的序列，了解盛唐前后由鸱尾向鸱吻转变的具体过程。同时，建筑遗址和窑址中发现的各类建筑脊饰，也为深入了解建筑屋脊的艺术形象提供了具体材料，可由此进一步认识自隋唐至宋元再至明清时期三个阶段屋脊艺术形象发生的两次大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子奇博士报告
 
明代山西栗氏金火匠人家族及其作品遗产初探
张剑葳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栗氏金火匠人是明代山西泽州阳城县润城镇(古称“小城镇”)著名的金火匠家族，留有铁钟、铁塔、铁醮炉、铁人、铁狮子、铜神像等金属作品。张剑葳根据近年自己实地踏查收集的上述作品，从其铭文信息中整理出了第八至第十二代栗氏匠人的姓名，及其作品的分布区域。由此发现，明永乐年间，栗氏匠人家族中的“金火大鑑”栗景诚带领一支族人“奉工部勘合”，迁至平阳府襄陵县，此后在晋南和黄河对岸的陕西都留下了金属作品。这一支栗氏匠人最大的作品，是咸阳北杜镇铁塔。留在阳城县润城镇的栗氏匠人也仍然在当地活跃，有不少作品留存至今，其居住信息仍能在润城镇的碑刻史料中找到。
咸阳北杜镇铁塔的主要捐资者熟识明官式建筑、又深谙金属材料文化，请来祖居晋东南、寄居晋南的著名匠人家族，与本地的匠人一道工作，创作出了一座可登临的砖芯铁壳塔。张剑葳指出捐资者的偏好、工匠的跨区域活动造就了这座深具象征意义的铁塔，也说明：外地延请来的匠人为咸阳铁塔带来了本地并不流行的样式作法。古代建筑中所能见到的“地方样式和作法”实际上常常是比表面看来更加复杂的结果。他指出，明代常有A地的工匠到B地制作了某件作品放在C地，这个过程需要动态的看待。而本文的研究未来还有三个可以深入的方向。一是明代的匠人群体和匠系的梳理。除了金火匠人，还有琉璃等其他手工艺匠人。二是阳城润城镇冶铁的空间分布和建筑的具体研究。三是以栗氏为代表的金火技艺的传承。
 
北京大学张剑葳博士报告
 
金炉考——台湾清代寺庙传世鉎铁炉研究
李建纬
（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
闽粤地区的汉人迁台后，延续了中国烧金银纸钱的民间习俗，因此在台湾寺庙祭祀活动中常见焚烧纸钱。在寺庙中常有装盛焚烧纸钱的器具，在台湾通常被称为“金炉”，又称“金鼎”或“金亭”，前者仿鼎造形，后者仿建筑造型。然而目前一般社会所认识的“金炉”是作亭阁造形者，已不识鼎式造形的金属金炉。 李建纬指出，台湾寺庙偶尔会发现一类早期遗留的口沿呈盘口状、器身直腹或斜腹、其下作三兽足之鉎铁炉具，通常是一庙一件或一殿一件，过去被认为是“香炉”，是用于盛线香的天公炉。他通过与台湾、大陆东南沿海及澳门等传世材料的比较，以及部分炉身自铭“金炉”的现象，推知这类器具应为“金炉”。
清代中期以后台湾已有铸铁匠，但由于金炉铸造工艺难度较高，可能非台湾本土所产。他认为台湾传世金炉既是伴随宗教信仰的对象，反映信仰行为与宗教仪式，而其捐献者通常来自于寺庙位置的一定范围内，属于地方政经具一定地位的人物，因此也反映了地方社会族群的面向。不过，金炉的捐献者虽然多半来自地方社会，但因大型金属供器的制作门坎高，无法在台湾各地方社群内的寻找到制作者，则只能通过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订制，再运送到台湾各地。结合台湾清代铜钟所铭，台湾的大型鉎铁炉产地可能以福建为主。
 
台湾逢甲大学李建纬副教授报告
 
嘉宾点评
白云翔研究员认为，李建纬的报告将金炉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问题都讨论得非常清楚，并通过文物探讨到文化交流的大问题，值得肯定；同时启发我们，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跨度问题，类型学跟年代器用是对应的，战国以后器用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张剑葳的报告令人耳目一新，这类研究难度相当大，但他梳理的很清晰，值得建议的有三点：一是将金火匠人的铜和铁分开考虑，并探讨其关系；二是技术来源，要关注唐代的技术源流；三是在讨论铸铁件的时候，要考虑匠人的流动，大型铸件一般都是当地做范、当地铸造，小的铸件如佛像等可能制成成品后再移动。王子奇的报告是从小的问题入手、解决很大的问题，对专业知识和文献的熟悉程度令人赞叹。同时，他基于田野考古的现象进行古代建筑的研究、又反过来指导田野考古，这一点令人非常感兴趣。丁雨的报告把孝子图研究的过程和历史研究得很透彻，这是值得提倡的。值得一提的是，墓葬中流行孝子图的原因，一定是含有模拟现实的成分，虽然不是全部模拟；同时对墓葬建造以后会有后人去参观的问题，也需要慎重对待。
魏坚教授指出，这一组报告都探讨到了社会史、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不仅透物见人、而且透物见到社群，触类旁通，涉及众多方面。李建纬的报告是配合台湾文物普查过程中进行的一个研究，说明明清阶段依然可以做考古研究。辨析金炉，虽然问题不大，但他的推论非常严谨，而且由此讨论到了其他的问题，难能可贵。张剑葳的金火匠人研究，冶炼、铸造、不同的家族遗传和传承，题记中涉及到捐资者、组织者和建造者，同样也将社会史的问题穿插其中，值得借鉴。王子奇的报告见微知著，探讨得十分细致，这类研究对于考古工作者有很大帮助。丁雨的报告非常清晰，慈与孝的转换，这种研究思路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能够带来很多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白云翔研究员点评

（魏镇、贾楠、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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