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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视野下的南朝文化”沙龙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发布者：人大考古文博系 发布时间：2016-01-20 04:55:11 阅读量：
 

 　　2016年1月16日下午，“RUC历史考古沙龙”第三期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三层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山西大学等京内外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和同学约60余人参加了活动。
　　本期活动主题为“多学科视野下的南朝文化——从南京狮子冲大墓说开去”，旨在以近年发掘南京狮子冲两座特大型南朝墓葬为线索，从多学科视角出发，探讨南朝政治制度、丧葬行为、文化艺术诸方面问题。活动分为上下半场，持续约4个小时。
　　上半场首先由南京狮子冲大墓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南京市考古研究所许志强先生做《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的发掘及初步整理》专题报告。2013年1至6月，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南京东北郊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发掘了两座特大型南朝砖室墓，两墓坐北朝南，东西并列，墓坑相距约10米。两墓均为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砖墓，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墓室后壁外弧明显，两壁略弧。墓室四周与墓坑之间砌放射状挡土墙。M1砖室全长14.2米，宽6.4米，墓室长8.32，宽4.88米；M2砖室全长15.2米，宽6.5米，墓室长8.4米，宽5.0米。在两墓墓壁上均发现拼砌完整的大型砖印壁画，包括“羽人戏虎”、“竹林七贤”、“仙人持幡”等题材，另有大量模印画像砖作为普通墓砖用于砖室的砌筑，发掘表明两墓在历史上均曾遭到严重破坏，在两墓的墓坑填土中发现大量被扰乱的模印画像砖，两墓各出土一块纪年文字砖，M1所出砖上有“中大通弍年”（530年）纪年、M2所出砖上有“普通七年”（526年）纪年。墓葬东南400米处尚存南朝石兽一对，即过去认为的“永宁石刻”，对石刻周边进行了试掘，确认两座石刻基本保持原有位置，底部原有砖砌基座，两石刻之间有神道，路面为土筑，两侧以竖砖锁边，并发现疑似陵园围墙遗迹。综合陵前石刻、墓葬形制规模、出土纪年砖及文献记载，发掘者认为狮子冲M1墓主应为梁昭明太子萧统，M2墓主为其生母丁贵嫔。
　　许志强先生同时提出几个问题与其他学者讨论：“竹林七贤”构图的来源及与同时期类似图像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判定“竹林七贤”砖印壁画粉本的早晚关系？甄官署所掌“砖瓦营造”事宜是如何运行的？

  
 沙龙会场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许志强先生

 
　　随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李梅田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郑岩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四位特邀嘉宾，分别从考古、美术、史学领域对狮子冲大墓的学术意义及相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从考古学视角出发，韦正教授指出狮子冲大墓的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年代重要，作为已知发现“竹林七贤”图像的墓葬中唯一有纪年的材料，说明这一属于制度范畴的图像题材已延至梁，可以重新考虑“竹林七贤”的礼制意义及与佛教的关系；第二、性质可定，基本赞同发掘者对墓主身份的认定，其墓葬规模大于早年发掘的丹阳三座南朝大墓，有助于考虑南朝大型墓葬的等级问题；第三，这是目前发现的第二座墓前设有祭台的南朝墓葬，不仅体现了高质量的田野发掘水平，反映发掘者对墓外遗迹的重视，也提示我们原先普遍认为墓内砖台、石台为祭台的观点值得商榷。韦正教授还就考古学研究在新时期的转向、墓葬断代的标准、考古类型学方法的适用范围、南朝墓葬礼仪的出现与发展、考古材料与历史大背景的关系、建康对襄阳的文化影响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学 韦正教授 


　　襄阳是南朝时期的重要城市，特别是齐梁两代均肇兴于此，昭明太子即出生于襄阳，其母丁贵嫔便是襄阳人，李梅田教授对这一地区发现的数座重要南朝画像砖墓进行了研究。他首先对邓州学庄墓、襄阳贾家冲墓、襄阳肖家营M40、谷城龙湾村墓、襄阳余家湖墓等进行断代，指出它们分属萧梁前期和后期。接着对墓葬形制进行讨论，认为这些墓葬是本地最高等级的南朝墓葬，墓主为襄阳外来氏族、本地土豪或萧梁皇室，它们的集中发现反映了南朝襄阳的地位，这些墓葬沿汉水及支流分布，文化因素与汉水上游高度一致，其次是洛阳因素和长江中下游因素，显示襄阳为多种文化因素的汇集之地，画像配置散漫，砌筑工艺随意，包含了民间信仰、部曲、乐舞等民间艺术内容。李教授还以画像砖为例，深入探讨了襄阳与建康两地在人员往来、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 李梅田教授
 

  　　郑岩教授从美术史角度肯定了狮子冲大墓重要的学术价值，他指出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传统上就是从东晋南朝开始，这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期，但以往的了解来自于文献记载和传世画作的后代摹本，狮子冲大墓及以往发现的一些墓葬图像是唯一可信的南朝真迹，这些考古学材料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南朝艺术面貌被“神化”的状况，但以往的研究多在旧有的知识构建中用新出考古材料进行填充，还没有充分发挥它们本身的价值。郑教授着重谈了如何认识和使用这些材料的问题，认为不用先忙着与文献记载去比对，而是应该从考古学出发，先处理好诸如年代等基础问题，然后再来考虑它们在艺术史上的意义，主张正面的整体的将考古学材料运用到艺术史写作当中。他提出某种特殊的图像是否可以成为丧葬制度组成部分？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与南朝美术史的重要变化即精英阶层参与艺术创作可能有关，美术在这个时候或许与政治制度产生了有机联系。同出“竹林七贤”图像的宫山大墓、丹阳胡桥和建山三座墓葬、狮子冲大墓存在年代早晚之别，由此会看到同一题材的延续和变化，这引发我们思考为何不同政权认定同一套制度？作为制度的图像在初创、流传和复制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郑教授对图像形式、技术、风格方面也进行了细节分析，提出了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模印图像中对线条的运用，图像与丧葬观念的关系等等。


中央美术学院 郑岩教授


　　叶炜副教授对狮子冲大墓出土的大量文字砖进行了细致观察，并与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所出文字砖结合起来考虑，认为墓砖刻字标明砖的类型，但同一种名称在不同墓中对应的墓砖类型与尺寸并不一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一墓一批，但这种情况下墓砖应该不会富余太多，不太可能出现大量模印画像砖只当作普通墓砖用于砖室砌筑，另一种可能是这些墓砖制造者不同，批次不同，这就涉及到墓砖制作与流通的问题，砖作为南朝商品经济的一种对象非常值得探讨。

   

北京大学 叶炜副教授
 

　　下半场首先由本期沙龙召集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后耿朔介绍南京、丹阳历年发掘的重要南朝墓葬简况。接着进入自由讨论环节，专家和同学们围绕南朝丧葬观念与制度、南朝墓葬分期断代尤其是宫山大墓和襄阳画像砖墓的时代、“竹林七贤”图像与视觉文化、建康与襄阳的文化联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央美术学院 耿朔博士后                   

北京大学 倪润安副教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倪润安副教授指出，以往发现的带有大型图像的南朝大墓缺乏纪年，而数座有纪年的南朝墓又不带图像，新出的狮子冲大墓既有画像又有纪年，为南朝墓葬年代框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点，由此也就需要重新考虑以往一些墓葬的断代是否准确，如果年代学的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很多讨论就缺乏基础。从狮子冲墓中所出“玄武”题材来看，已有北方因素的渗入，因此出现更多北方因素的襄阳地区几座画像砖墓的年代也值得再探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赵俊杰副教授也指出狮子冲大墓具有重要的考古年代学意义，同时认为狮子冲大墓的发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挑战，使得过去的许多观点需要重新审视，引出了更多问题，如被认定安葬丁贵嫔的M2为何甬道设置以往认为是帝陵独有的两道石门？栖霞山西南一带所谓梁代王侯陵墓区是否存在规划？这些都是涉及到丧葬礼制方面的重要问题。他也对宫山大墓的时代、“竹林七贤”画像粉本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博士从田野发掘的角度，讨论了封土与墓室在建造上的时间差异，和历史上的毁墓行为，他强调都城文化的多元特点，认为一个政权在制度层面的要求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并比较了南朝与北朝文化的一些异同。同样来自社科院考古所的王子奇博士提醒我们使用类型学手段讨论年代问题时，应当首先说明具体方法和根本依据，这样才能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并从建筑学角度分析了南朝砖室墓的空间结构和组成元素。远道而来的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金弘翔同学提出，南朝墓葬以石墓门取代东晋墓葬多见的木墓门，并在其上雕出与石头材质无关的仿木构“叉手”，这一现象耐人寻味，特别是石墓门与丧葬制度的关系颇值得考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卢亚辉也谈了他对木墓门转变为石墓门的认识。

   

四川大学 金弘翔

     

吉林大学 赵俊杰副教授

社科院考古所 王子奇博士   社科院考古所 沈丽华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 孙正军老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老师指出，南朝社会崇尚士大夫文化，作为这种文化特别青睐的题材，“竹林七贤”为何会进入南朝帝王和宗室墓葬，反而不在目前所知的士大夫阶层墓葬中出现，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这也就牵涉到对墓葬和壁画内容应进行等级方面的考察。中国国家博物馆孙博博士分析了狮子冲大墓“竹林七贤”图像中新出现的文化因素，提出这套图像在某些技法上相比此前图像是有进步的。同样来自国博的单月英博士提醒注意为何纳入制度范畴的“竹林七贤”图像却允许存在一些偏差。社科院考古所莫阳博士也很关注“竹林七贤”图像中的“错”，她指出图像本身没有发生技术上的错，而是存在榜题与人物的对应关系的错，这就涉及到工匠对图像的理解，对人物的认识，以及墓砖烧制和墓葬砌筑上的监管问题。几座墓葬的“竹林七贤”图像之间存在年代序列关系，这对于墓葬断代也有一定帮助，同时表明南朝墓葬制度存在一定延续性。她也提醒我们注意地上和地下设施之间有时存在某种对应关联。来自川大的庞政同学同样表达了对“竹林七贤”图像中部分人物与榜题不能对应的兴趣，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生王磊则认为“竹林七贤”人物图像本身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国家博物馆 孙博博士                

 

社科院考古所 莫阳博士

 
　　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副教授着重从中古思想史和宗教信仰的角度，阐释了对墓葬图像的理解，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丧葬观念及其流传，也就是如何认识死后世界。这些观念的外化形式便是我们看到的包括墓葬图像在内的一系列视觉表征，而其背后还涉及到艺术创作与技术、图像载体的转移、墓葬营建制度、丧葬行业职业化等许多因素。他倾向认为“竹林七贤”题材进入墓葬，应该是制度性安排而非单纯的观念。程老师特别指出特异性往往成为学术叙述的起点，就思想史的研究来说，也通常希望在某个切面上完成思想史的重构，但实际所面对的材料，会让我们在特异性与日常性之间来回徘徊，因而如果选择这种特异性研究途径，那要考虑如何将不同层次的叙述区分开来，并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看起来合理又能够面向日常性的表述模式。他同时指出考古材料中的宗教研究空间很大。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刘未老师将狮子冲大墓引发的主要议题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南朝陵墓制度，二是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着重指出南朝墓葬年代学研究仍要加强，由此出发才能探讨制度形成时间与演变过程，墓葬制度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对于后一点，从目前的研究看，梁墓情况相对清楚一些，表现出墓葬制度主要在宗室阶层实施。

   

北京大学 程乐松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刘未老师

 
　　此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陈侃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丁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天、王铭，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陈悦新、宋蓉，中国国家博物馆王抒，故宫博物院项坤鹏、冀洛源，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夏，《中国社会科学报》孙妙凝等学者以及多位同学也参与了讨论。
　　活动的最后，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这个系列沙龙定位准确，主题鲜明，交锋激烈，效果显著，已产生了一定影响力，是一个接地气的、实用的、鼓舞干劲的、对考古学发展有推动作用的活动，会在学界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学术的进步要有年轻人，要有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和积极主动的交流意识，这样的活动将会继续办下去，热忱欢迎更多的学者和同学来到人大进行学术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 魏坚教授

 
　　“RUC历史考古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刘未、张林虎、陈晓露等几位年轻教师发起，旨在为从事历史考古学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搭建一个开放、包容、深入的交流平台，此前已举办两期活动。第一期沙龙于2015年10月25日举行，主题为“陶瓷考古”，包括两场报告，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丁雨博士《肯尼亚曼布鲁伊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孟原召副研究员《宋元以来闽南地区的陶瓷外销》，召集人为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刘未。第二期沙龙于11月27日举行，主题为“建筑考古”，也包括两场报告，分别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赵俊杰副教授《宝马城考古记——探寻大金王朝长白山神庙故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剑葳博士《圣山金顶：中国古代山顶神庙建筑研究计划》，召集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目前，第四期沙龙活动正在筹划中，预计将于2016年春季举行。（撰稿人：耿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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