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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的观看之道”沙龙纪要
2017年5月20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主办的RUC历史考古沙龙第十二期活动在博物馆202室举行。本期沙龙主题为“碑刻的观看之道”，邀请复旦大学仇鹿鸣、南开大学马晓林二位学者作学术报告。参加沙龙的还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武汉大学等科研单位的学者。
沙龙上半场，由仇鹿鸣作题为《从金石学到石刻研究》的学术报告。他首先指出，传统的碑刻研究，多将其视为保存史料之载体，通过文字考释以追求对传世文献的补充与修正。由于新见石刻中墓志占绝大多数，使得石刻研究有被简约为墓志研究的倾向。因此，他提倡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关注石刻作为一种政治景观及知识传播的中介在古人生活中的意义，考察其在精英与民众两种人群中不同的“观看”方式，强调石刻的象征性。
仇鹿鸣指出，金石材料相较于纸张更易保存和流传，因此便成了承担特定社会功能的纪念物。藏于地下的墓志，具有永恒性而缺乏公共性；树于地上的各类纪功碑、德政碑，承载了古人“镂之金石，以志不朽”的愿景；而借助拓本的传写，千万化身又可作为传播的媒介。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未必有能力成为碑的“读者”，更多的只是“观众”。那些体量巨大的石碑，作为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或许远大于文本本身。除此之外，树碑于“大市通衢”、府衙门前，同样是为追求一种“视觉体验”，以便更多的往来吏民能注意到这一景观。正是由于碑在城市中具有视觉中心的地位，其兴废也往往成为政治气候变易的风向标。
在阐释了石刻的“景观”意义之后，报告还探讨了石刻生产过程中撰者、书家与刻工三者间的社会网络、墓志所反映的墓葬等级与地域特征、墓志中体现的择墓观念与实际墓葬布局等问题。
沙龙下半场，由马晓林作题为《碑刻的功能与历史背景——以元代为例》的学术报告。他以一些元代碑刻作为实例，将其大体划分为三个主要功能。其一是寻求政治庇护，如一些道观、寺院中将皇帝圣旨镌刻上石，以期在动荡时局中彰显自身的合法性，求得宗教财产的保全。这些谕旨、公文常作白话语体，并刻有“事目”、印章、画押等，颇具特色。功能之二是寻求正统传承，如金元时期大量出现的先茔碑，常刻有家族事迹、谱系等内容，起到维系家族传承记忆的作用。功能之三则是记录碑主的一生经历。报告还介绍了一些与入华外国人有关的石刻材料，如景教墓顶石、赤峰景教瓷质墓碑、内蒙古敖伦苏木古城外发现的“阿兀剌编”碑、泉州景教徒八思巴字墓碑等。
两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石刻的制作程序、墓志是否具有观看功用、元代以前碑刻中的政治庇护现象、元碑中的“事目”等问题展开交流，还探讨了促进石刻研究转向与突破的方法问题。
沙龙上半场，由仇鹿鸣作题为《从金石学到石刻研究》的学术报告。他首先指出，传统的碑刻研究，多将其视为保存史料之载体，通过文字考释以追求对传世文献的补充与修正。由于新见石刻中墓志占绝大多数，使得石刻研究有被简约为墓志研究的倾向。因此，他提倡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关注石刻作为一种政治景观及知识传播的中介在古人生活中的意义，考察其在精英与民众两种人群中不同的“观看”方式，强调石刻的象征性。
仇鹿鸣指出，金石材料相较于纸张更易保存和流传，因此便成了承担特定社会功能的纪念物。藏于地下的墓志，具有永恒性而缺乏公共性；树于地上的各类纪功碑、德政碑，承载了古人“镂之金石，以志不朽”的愿景；而借助拓本的传写，千万化身又可作为传播的媒介。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未必有能力成为碑的“读者”，更多的只是“观众”。那些体量巨大的石碑，作为政治符号的象征意义或许远大于文本本身。除此之外，树碑于“大市通衢”、府衙门前，同样是为追求一种“视觉体验”，以便更多的往来吏民能注意到这一景观。正是由于碑在城市中具有视觉中心的地位，其兴废也往往成为政治气候变易的风向标。
在阐释了石刻的“景观”意义之后，报告还探讨了石刻生产过程中撰者、书家与刻工三者间的社会网络、墓志所反映的墓葬等级与地域特征、墓志中体现的择墓观念与实际墓葬布局等问题。
仇鹿鸣
沙龙下半场，由马晓林作题为《碑刻的功能与历史背景——以元代为例》的学术报告。他以一些元代碑刻作为实例，将其大体划分为三个主要功能。其一是寻求政治庇护，如一些道观、寺院中将皇帝圣旨镌刻上石，以期在动荡时局中彰显自身的合法性，求得宗教财产的保全。这些谕旨、公文常作白话语体，并刻有“事目”、印章、画押等，颇具特色。功能之二是寻求正统传承，如金元时期大量出现的先茔碑，常刻有家族事迹、谱系等内容，起到维系家族传承记忆的作用。功能之三则是记录碑主的一生经历。报告还介绍了一些与入华外国人有关的石刻材料，如景教墓顶石、赤峰景教瓷质墓碑、内蒙古敖伦苏木古城外发现的“阿兀剌编”碑、泉州景教徒八思巴字墓碑等。
马晓林
两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石刻的制作程序、墓志是否具有观看功用、元代以前碑刻中的政治庇护现象、元碑中的“事目”等问题展开交流，还探讨了促进石刻研究转向与突破的方法问题。
沙龙现场
“景观考古”作为一种考古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在材料的解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碑刻既是文字的载体，其树立的背后往往有着政治的寓意和符号的象征性，供人观瞻的目的或许更加直接。从原石到拓片，从拓片到录文，“原境”一点点失去，许多观感也都失去了。石碑的位置、周遭的环境与设施，石碑的体量和造型，文字的排列、别字与笔法等，都有其“观看之道”，都是文本以外我们可以留心之处。（杨东峰）| 友情链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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