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吉家庄考古大讲堂”讲座课程的第一讲——“云冈石窟的建筑与装饰”在吉家庄考古实习基地如期举行，云冈石窟研究院的王雁卿研究员为我们分享了云冈石窟的相关知识。讲座的主要内容是云冈石窟修建的自然和人文历史背景、分期断代情况与物质文化变迁，介绍了每一期的石窟建筑、造像形式、纹饰等相关内容，同时提到了佛教本土化、中外交流、北魏政权的“汉化”进程在云冈石窟建筑中的反映等学术问题。讲座由陈晓露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2018级本科生、2019和2020级研究生共计30余人聆听讲座。

讲座大概分为4部分，首先，王老师介绍了山西大同北魏时期考古的概况。北魏时期考古即平城时期考古大致包括4个领域：平城遗址、墓葬、文化遗物和云冈石窟，石窟考古是大同北魏时期考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北魏时期国家力量和国家宗教信仰的物质体现，这一部分老师简要介绍了方山永固陵和平城遗址周边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情况。

主讲人王雁卿研究员

在此之后，王老师介绍了云冈石窟开凿的社会历史背景：北魏王朝的统治阶层——拓跋鲜卑发源于大兴安岭，其起初并不信仰佛教，在入主汉地后很快就要面临和中原文化圈兴盛的的宗教和文化价值观相处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当时拥有广泛信众的佛教的态度和北魏统治的巩固紧密相关。经北魏道武帝和明元帝二朝，佛教很快和北魏的统治阶层相融合，在太武帝灭佛之前，北魏的佛教已较为兴盛。统治者积极推崇佛教，而法果等沙门也引经据典，使“皇帝为再世佛”的宣言几乎贯穿整个北魏时期，而这种皇权对于佛教信仰的积极利用也能够体现并表达于开凿于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之中。促进云冈石窟的建筑和装饰特点形成的因素还有北魏王朝对于汉地政治、文化的积极吸收，这种“汉化”进程可以反映于云冈石窟从早到晚的建筑和造像风格的变迁中。北魏迁都平城时，同时迁移了大量中原地区的豪强大族，百工伎巧至平城，作为都城的平城集中了大量的人口，为用工量巨大的云冈石窟提供了劳动力、信众和技术基础。同时，平城人口胡汉混杂的特质，北魏统治阶层对于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积极参与都让平城的物质文化体现出多元交融的特点，和上述皇权、汉化因素一起深刻影响了云冈石窟的建筑和艺术，在云冈石窟中，可以看见地中海文化的柱式，波斯、中亚文化的建筑形式和纹饰，具有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特点的佛教造像，堪称多元文化的宝库。

第三部分是对于本次讲座的核心——云冈石窟本身的介绍，主要分为云冈石窟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和石窟分期。云冈石窟位于武州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在砂岩山体中依山开凿，得名于明代在此地建造的云岗堡。武州山在北魏时期是地位较为崇高的“神山”，举行过多次祭祀仪式，其地位和声望对于云冈石窟的选址有一定影响。云冈石窟的众多窟龛依据地层学和类型学大致可以分为三期，这一部分王老师着重介绍了云冈石窟早、中、晚三期石窟造像、建筑形式和装饰的特点及其变化，同时对于涉及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简要讨论。早期石窟以高僧昙曜主持开凿的第16-20窟即“昙曜五窟”为代表，全部为穹窿形窟顶的马蹄形大像窟。主像为三世佛，特意模仿统治者的面容建造，反映了北魏佛教和皇权统治的紧密结合。佛造像体格健壮，方脸大耳，服饰为非本土的袒右式袈裟，对于佛衣形态的刻画具有犍陀罗和秣菟罗风格的特点，其他可能的外来因素还有造像的肉髻和八字须的刻画。但早期石窟的穹窿顶可能来自对于北魏时期流行的毡帐建筑形式的模仿，而佛造像的外表可能反映了北魏时期普遍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即“鲜卑人的面容“。总之，早期石窟建筑胡汉交融的艺术特质体现的特别显著。

主持人陈晓露老师

中期石窟包括第1、2、5、6、7、8、9、10、11、12、13窟。第7、8窟为平顶长方形平面的佛殿窟，具前后室，为左右对称，上下分段设计，是云冈石窟营造最早的双窟。窟内装饰的多头多臂鸠摩罗天和摩醯首罗天神像和带有尖顶帽的人物体现出明显的西域文化色彩。装饰中除忍冬纹、莲花纹等西源纹饰还有可能源自中亚希腊化文化的爱奥尼亚、科林斯式柱式，当然这些希腊式建筑形式已经获得了处于本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另外，中期洞窟中平面方形建筑形式的大量出现实际上体现出石窟寺建筑对于本土土木建筑结构的吸收，即为佛教本土化进程的进一步反映，仿木构建筑的屋形龛的出现也能够体现这一进程，区别于犍陀罗文化的圆形龛和梯形龛。第12窟为所谓“音乐窟”，与窟内的伎乐天装饰的集中布局有关。该窟装饰中的波斯式双兽柱头和一斗三升式斗拱的结合，“鸟衔葡萄”装饰的出现，都能够体现出中期石窟多元文化交融杂糅的特点。第11、13窟分别为塔庙窟和大像窟，11窟的造像题记既是为石窟进行断代的依据又能够体现出民间佛教信仰实践在云冈石窟中的影响。第1、2、5、6窟年代稍晚，分期中属于中期晚段，本土化和与国家政治结合的特点体现的更为显著。第6窟的主像佛衣为褒衣博带式，与孝文帝时期的“汉化”政策有关。“二佛并坐”式造像也较为兴盛，既有佛教经典的支持，也是孝文帝时期“二圣”的权力格局的反映。飞天形象相比早期，中期早段的“胡风”有所改变。晚期洞窟包括基本上位于西部，洞窟形制以三壁三龛，三壁重龛式为主。佛像一般为“秀骨清像”式，体现出本土化特点进一步加深。

最后一部分“云冈与平城”中王老师介绍了云冈石窟的一些常见纹饰如忍冬纹、葡萄纹、扭索纹，水波纹，帷幕等纹饰的特征、分类、可能的来源以及早中晚期的变化，以及云冈石窟早、中、晚三期洞窟的分期原则，即石窟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分期等内容。在讲解这些内容时都配合大量具体案例供同学们进行参考，材料详实，获益匪浅。讲座结束后，王老师对于同学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同时也与实习基地的教师进行了交流。

云冈石窟是我国名副其实的佛教文化瑰宝，也是佛教本土化，中外交流等诸多热点学术问题绕不开的话题，从考古学出发的对于物质文化及其变迁的观察一方面能够构成对于文献研究的有效补充和反思，从公众考古的角度出发，所谓“观看先于语言”，可见可感可观的物质材料相对于抽象的文献更能够激发观众的亲切感和想象力，拉近公众和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的距离。

讲座次日，参与考古实习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奔赴云冈石窟，在拜谒佛教考古泰斗—宿白先生陵墓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博物馆，在零距离观察和思考中促进对于云冈石窟建筑和艺术特点的认识。

人大师生拜谒宿白先生陵墓

文：王鼎

图：郭远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