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午后，暑热未消。记者在李让总编辑的陪同下在中国人民大学见到了陈胜前老师，他腼腆爱笑，简朴和蔼，知识渊博，是想象中学者的样子。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思想史、农业起源、石器分析、遗址形成过程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探寻中国的文化基因

在陈老师看来，文化基因是个模糊的概念，它是在文化与生物过程中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一直在变化之中，并不存在先天的优越性，更不存在永久的优势。史前中国从距今一万多年开始出现农业的苗头，中国的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率先出现了谷物农业，形成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

“中国是农业时代的幸运儿，环视全球，万年前后具有农业起源条件的地方并不多，旧大陆只有西亚和中国具有较为广阔的温带；新大陆人类进入较晚，而且没有大型哺乳动物可以驯化。中国同时拥有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历史上面对游牧民族冲击时，南方可以作为缓冲，这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陈老师说。

“农业需要投入辛勤劳动来维持好收成。唯有勤俭，才能发家，勤劳构成中国文化的第一美德。”陈老师说，中华文明正是因为有极其深厚与宽广的农业根基，才保证了后来五千多年绵延不绝，形成了世界上极其罕见的完整的农业文化系统。辽西的红山、浙江的良渚、陕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湖北的石家河等，其发展水平无不可以称之为文明，尤其是其中的良渚，大型的城址、复杂的水利工程、明显的等级制度等，都已经为王朝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陈老师认为，中华文明还有一个文化基因比吃苦耐劳更突出、更稀有，那就是包容。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一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融合的历史，非常幸运的是，中国完成了这一过程。

他进一步解释说，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无疑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最终都为文化包容所化解。当代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在为宗教矛盾相对立，中国早在上千年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今很多留存下来的历史建筑，里面既能看到佛教，也能看到道教及儒家的东西。包容给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包括广大的疆域、巨大的统一市场、丰沛的人力资源，以及丰厚的文化遗产。“任何文化保持繁荣发展，都离不开开放与包容。”

“除了勤劳、包容，和平或平和也是中华文化基因的突出特征。”陈老师说，在漫长的农业历史中，中国古人创造了非常完善的农业文化生态系统，自给自足，对外界的索求非常有限。相反，保持平衡、稳定更加重要。中国文化尊崇的道德典范是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古人追求人与物的和谐，自然也追求人与人和谐，包括一个人内心的圆满与平衡，也包括与不同群体或文化交往时的包容与和平，这一特性在长期的农业社会生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中国文化赋予中国人热爱和平、勤劳善良的品质，这是千百年文化熏陶的结果。”

“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才可爱”

“中华文化基因的特性造就了中华文明的悠久与灿烂，我们应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屹立在世界之上。”陈胜前说。

而现实中，陈老师坦言，近代以来，因为落后的原因，我们酷爱刀刀见血的自我剖析与批判，适度的反思与批判是应该的，但过度却是不合适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文化上受到西方的冲击很大，社会精英阶层长期浸淫在西方的物质文化之中，不知不觉全身心地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并且将它视为衡量我们自身文化的尺度。

“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是需要的，历史上闭关锁国我们吃了很大的亏，如今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但我们也需要站在自身文化的尺度之上，保持开放，坚持自我。”陈老师补充说，人**调特色，需要兼容并包，却没必要一味求同，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才可爱。

“在文化上，我们曾经非常出色，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特性，”陈老师认为，“谈到中国文化的特性，雅致最为突出。琴棋书画诗酒花，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为近万年农业社会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意义所渗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中国人可以欣赏素墙上梅花的阴影，可以在阴翳中沉醉于若有若无的画像。中国人对美的欣赏是微妙的、细致的，点点滴滴都是经过了历史的积淀，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绵延不绝，我想不可能有积淀深厚的文化意义，也就不可能有如此悠长的回味。”

陈老师举例说，中国人民大学北边有一条路，路旁的国槐和红墙相映，含蓄又厚重，非常有韵味，走在之中很舒服。“这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情趣，一草一木都有一种传统的意蕴在里面。”

陈老师认为，如今的中国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特别需要新的文化创造，一种能够结合中国文化遗产、能够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现实、能够结合西方文化优点的文化创造。我们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同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成为一个能够弘扬传统、勤于学习、勇于革新的自己。

“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在陈老师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身体力行地做一个弘扬传统、勤于学习、勇于革新的自己。

1972年，陈老师生于中医世家，父亲是当地的名医，受家庭的影响，陈老师从小酷爱历史。高考后，选择就读考古专业，开启了他探索中华文明的道路。

陈老师回忆，研究生时期，受自然科学的影响，选择了旧石器考古。旧石器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当时国外关于旧石器考古研究较为先进，1998年，陈老师选择出国深造，师从美国考古学协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弗雷德•温道夫（Fred Wendorf）与“新考古学”开创者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

“宾福德的学问非常好，有很好的学术底蕴，是美国考古界里程碑式的人物，在求学中受他的影响很大，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陈老师说，“他的思辨性和逻辑性特别强，也让我体验到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平时的学习交流中，与他谈话很有挑战性，需要不断学习。”

学成归来后，陈老师将所学所思所想运用到我国考古学的研究中。如今，陈老师已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相继出版《思考考古》《学习考古》《人之追问：来自史前考古学的思考》等专著。

除了平时的工作，陈老师保有良好的阅读与写作习惯，广泛阅读与专业研究结合，加上每天晨起记录所思所想的习惯，让他对考古学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思考。

“现在的学生基础好，三观正，而且自信霸气，人才济济。”谈到学生陈老师认为，“在对学生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要正确，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三观，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不仅要给学生教授知识，也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本身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就很可能被误导。”

“在著作《学习考古》中，陈老师从考古出发，与文学、哲学、科学甚至生活细节相结合，用考古学的方法和视角，探讨大众的事儿。对于初入此专业的学生，以及对考古学感兴趣的大众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准确的知识体系，更加难得的是，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一位书评人如是说。

（文章转自国家文物局微信公众号 采写：李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