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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世界著名考古学专业期刊《古物》(Antiquity)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Combining sedentism and mobility in the Palaeolithic–Neolithic transition of northern China: the site of Shuidonggou locality 12。文章全面介绍了水洞沟第12地点2007年出土的石制品、烧骨、骨制品等考古遗存,重点对石制品开展系统分析,结合遗址其他信息,根据行为生态学理论,解释以水洞沟第12地点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狩猎采集者流动组织策略及其在新石器化进程中的意义。
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发生一系列全球性及区域性气候事件,冷暖波动频繁,给人类生存带来挑战和机遇。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变化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磨制石器及陶器的出现与大规模使用、获食方式由狩猎采集到不同程度的动植物驯化、社会组织模式由松散的小群体流动逐渐转变为强化的组织方式、定居化程度提升等。中国北方地区在该时期广泛流行打制石器技术的巅峰之作——细石叶技术,出现研磨器、陶器等新文化因素,由单纯的攫取式即时收益变化为萌生生产性延迟收益。该阶段狩猎采集者迁徙与交流、人群流动与组织策略、早期农业起源等问题均是探讨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文化转型的关键课题。
水洞沟第12地点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以东28km处,西距黄河18km,距离灵武县城30km,处于银川盆地东部边缘。200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在野外调查中发现该地点,暴露的遗址剖面长度延绵50米,堆积最厚部位达到1.6米。2007年夏天对其开展约12㎡的发掘,收获丰富的遗物。石制品分析表明,水洞沟第12地点的石器技术以细石叶技术为主导,其中楔形石核最成体系。打制工具多简单加工,形态不规范,精致工具少见,细石叶也多不加工、而是直接使用。遗址还出土多件磨棒、石杵等重型研磨类工具、一件残断的磨光石斧、重量达到307公斤的烧石。动物骨骼材料包括兔子、普氏羚羊等及骨针、骨刀柄等36件骨制品残件。
图一 水洞沟第12地点地理位置图
新的测年数据显示,遗址年代为距今10500-10200年。同时期的遗址包括李家沟遗址、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年代相近且文化遗存构成相似的遗址还包括虎头梁遗址群、籍箕滩遗址群、柿子滩遗址群、鸽子山遗址群等的相关层位,它们相互补充,是解读旧-新石器过渡期文化图景的良好素材。这些材料的共同特点是细石叶技术产品的大量存在,不同遗址中共生有陶器、重型研磨器、磨制石器等遗物及构造较好的火塘等遗迹。在很大程度上,狩猎采集者利用工具以实现“最优”解决问题,目标是更高效、更便捷等。学术界普遍认为,细石叶与狩猎采集者的高流动性策略相关,但陶器、研磨器等不利于搬运的器物则指代较低的流动性,如何理解矛盾性的遗存共生现象呢?在旧石器时代最末期指代高流动性的细石叶技术广泛盛行,并在新石器时代延续使用,但新石器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特点即人群流动性降低,怎样解释该转变过程?
图二 水洞沟第12地点出土细石核
图三 水洞沟第12地点出土骨器
通过对民族学材料的梳理发现,简单地用流动性的高低描述狩猎采集者流动策略是不够的,狩猎采集人群由个体组成,在流动策略上也表现为群体与个体两个层面,个体的流动方式取决于群体流动策略。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中国北方地区人口数量增多,超出环境载能。基于指代不同流动策略的文化遗存共生的现象推测,像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之前的古人类一样通过单纯提升群体流动、不断迁居已经不足以维持群体生计,强化资源利用势在必行。资源的强化除广谱革命外,还表现为对不同资源斑块的深度开发,为了深度开发斑块状分布的资源、提升资源获取的效率,以更趋近于后勤式流动组织策略的方式,采取群体低频率流动、个体高频率流动为弥补的形式,在优势资源斑块建立大本营,相对长期地停留,生产和维护工具、深度加工和消费资源,因而出现指示不同流动频率的器物组合,同时任务小组或个体外出完成获食、采集石料、收集信息等。综合判断,水洞沟第12地点的性质是大本营,前述同类遗址与水洞沟第12地点的性质类似,这些遗址和信息显示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狩猎采集群体相对高效的组织模式,古人类在大本营相对长期的停留,为最终的定居和新石器化进程奠定社会组织基础。
图四 水洞沟第12地点出土石斧、疑似纺轮、装饰品
图五 水洞沟第12地点出土研磨器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15CKG006)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资金(KYGJC2019002)等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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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仪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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